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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在欧洲相识的，可以说，这次相识改变了爸爸一生的命运。

1924年冬，爸爸到英国留学。他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　of　Cambridge）经济系；其实爸爸很早就喜爱文学。中学时，他在教会学校里读到很多外国诗，便用通俗语言试着翻译，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开始学写新诗。他在留学前为妈妈写了首《白绒绒的马甲》，发表在《申报》上。

爸爸与徐志摩相识，很有些传奇色彩。那时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他每次见到爸爸，总是问爸爸是不是姓“Hsu”，因为老人说三年前有一位几乎和他一样面孔的中国人曾经怀着翻译《拜伦全集》的愿望回老家了。爸爸很疑惑那个中国人是谁，一个留学生跟他提到了“徐志摩”。

1925年暑假，和爸爸同住的留学生刘纪文邀他去巴黎，从而结识了一批在法留学生。这帮朋友里，爸爸与谢寿康、张道藩和徐悲鸿夫妇关系最密切。他们以年龄为序：谢寿康为大哥，徐悲鸿为二哥、蒋碧薇为二姐，张道藩为三哥，年纪最小的爸爸是四弟。爸爸后来写了篇《儒林新史》，绘声绘色地写下了这段生活，比如说张道藩“有政治家的天禀”，每次说完话，“听者莫不动容”，齐喊Br*o；有一天一大早，一个完全陌生的青年敲门找他，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竟说是使馆介绍来借钱的——那时爸爸经常接济别人，以至当时中国留学生中谁有经济困难找大使馆，大使馆都会介绍他们来找爸爸帮忙，爸爸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送了他200法郎，不到三天，全拉丁区的留学生都知道了这个故事，爸爸也调侃地称自己为“200法郎富翁”。

在巴黎，几乎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有人向爸爸提起徐志摩，说他俩长得很像。爸爸觉得似乎是天意一定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巧的是，没隔几天，他们竟在路上巧遇。徐志摩一见爸爸就亲热地拉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爸爸的故事，也在四处打听他。爸爸后来回忆：“说来奇怪，我和他虽然只交了一个多钟头的朋友，这一个钟头里又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可是他一走，我在巴黎的任务好像完成了？？”

回到剑桥，心思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课本上。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未来方向，他把心里的种种思绪全拿来写成压韵的句子，相信自己是一个大家所期待的诗人。

因为家里30多间老宅子烧掉了一大半，爸爸没有完成学业便回国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的娘家就在邵家邻近，虽然徐志摩和张幼仪离了婚，但他和张家兄弟们仍是好朋友，回国后他们仍然见面。

那时徐志摩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他很热心地让爸爸妈妈见陆小曼。妈妈后来回忆，陆小曼那天穿了件粉红衣裳，身材不高，笑时微露虎牙，一口常州话，也夹着北京话。陆小曼那时请了一位姓翁的推拿医生，这位翁医生能说会道，会画画、还会唱京戏，初次见面，妈妈还以为他是说评弹的，后来见到翁医生常跟陆小曼一起抽鸦片。

爸爸比徐志摩小11岁，他将徐志摩尊为老师，视作兄长。徐志摩参加的活动，他也经常跟随。1929年，泰戈尔在徐志摩的私人邀请下第二次访华。泰戈尔住在上海徐志摩的家里，爸爸妈妈去徐府拜会，陆小曼告诉妈妈：徐志摩特地把一间房间空出来，不放家具，墙上挂了毯子、地上铺厚毯，放了大垫子作靠枕，布置得很有印度风格。结果老人却愿意住在中国式卧房里，她和徐志摩只好自己去睡那间为客人特地布置的印度式卧室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3）

1931年11月，爸爸得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时，痛哭不已，后来写了一首长诗《天上掉下一颗星》悼念他。徐志摩灵柩运回上海后，爸爸前去吊唁，回家流着泪告诉妈妈：“听说志摩的指甲里都是泥，可见他从飞机坠下来的时候还没有死，他尚有一息，还用手挣扎？？”

爸爸在解放后还一直和陆小曼有联系。有一次陆小曼要来访，爸爸想好好招待她，但又手头拮据，最后便将吴昌硕的一枚图章转让他人，才有钱请陆小曼吃了顿饭，这枚老祖宗传给他的珍爱之物，仅换了10块钱。

爸爸在20年代末创作了大量的诗，出版了几个诗集，这些诗后来也得到了诸如“唯美派”、“香艳派”、“颓废派”等各自不一的评价。我并不懂诗，但我相信爸爸是用他全部的真诚和热情来写的。但徐志摩去世对他影响很大，加之时局变化，他渐渐由写新诗转为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其实爸爸不仅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在新文学发展方面、抗战宣传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抗战爆发后，他又开始写起时评。

出版之梦

1926年，爸爸把他在旅欧期间和刚回上海时写的诗集成一册，题为《天堂与五月》，在光华书局出版，但这本诗集的出版颇为周折。于是，爸爸和几个朋友商量，想开个书店自己经营。

1928年，书店在静安寺路斜桥路口（今南京西路）开张，取名“金屋”。金屋书店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爸爸在“金屋”出版了译诗集《一朵朵玫瑰》，和他的第二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爸爸写诗歌兴致最浓的时期，自己有了书店，出版不用求人。

有一次，一位朋友送来一叠署名为沈端先的青年翻译的日文书稿，说他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请爸爸帮忙出版接济一下。爸爸连稿子也没看，马上拿出500元给他，那时沈端先在文坛还是个新人，他后来便是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夏衍，爸爸出版了他翻译的《北美印象记》。

1927年，徐志摩和好朋友们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第三年书店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有一天，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找爸爸，想让爸爸入股。爸爸马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入到新月。徐志摩在“新月社”的那些朋友，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等后来都成了爸爸的朋友。那时新月书店还出版《诗刊》、《新月》月刊，在30年代的文坛，也风行一时。爸爸接下“新月”，与其为经营，不如说是对文学的热爱，为此，他不惜大把大把地往里面贴钱。

那时爸爸认识的一群画家朋友想办《时代画报》，和上海最著名的《良友画报》一比高下。但只出版了一期就没资金，他们找到爸爸要求接办，爸爸高兴地同意了。《时代画报》那时人才济济，有张氏三兄弟，叶浅予，丁悚、丁聪父子——丁悚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画广告的，当年“大前门香烟”等广告就是他画的，和爸爸很熟；我后来在北京遇到丁聪，他告诉我，为“时代”作画时他才十六七岁。“小丁”就是爸爸的那帮朋友为区别他和他父亲时起的。叶浅予在“时代”创作了那套深入人心的漫画《王先生》，而那个长脸、高鼻、尖下巴的“王先生”的原型，就是爸爸的生父邵恒。黄苗子后来说，如果没有爸爸，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　想看书来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4）

在办《时代画报》时，爸爸看中了那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设备。他用变卖一片土地所得的5万美元从德国进口了那套设备——也是当年我国唯一的一套影写版印刷设备。1932年9月1日，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办，爸爸很以这套设备自豪。他成立的时代图书公司先后出版了9种杂志，《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和《人言周刊》。解放初期，时代印刷厂被政府收购，开办北京新华印刷厂。丁聪后来告诉我，当时还是他代表政府和“时代”谈判的。

卞之琳形容爸爸办出版是“赔完巨万家产”，这一点也不夸张。前后几十年，爸爸的万贯家财基本上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出版事业而耗尽的，妈妈对爸爸的事从来都是支持的。早期是抵押房产、地产，到了后期，靠妈妈典当首饰的方式筹钱，典当的价钱很低，妈妈总以为能将它们赎回来，但那些陪嫁的首饰再也没回到她身边。

被遮蔽的邵洵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