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的时候,马俪文拍了一部《我们俩》,讲述一个莽撞的小女孩和一个孤独的老太太,从磕磕碰碰到相依为伴。
《我能说》有些类似,不过要显得刻意一些。
老太太见弟弟可怜,时常给他做饭吃,江科长心怀感激,便答应教她英语。
这种戏码对周瑾和李民启来说,毫无难度,两人相对而坐,灯光昏黄而温馨。
“周一、周三、周五,一周三天够了吧,不收你钱。”
“你这意思是……答应了?不收钱那多不好意思啊。”
周瑾一笑,“公务员不允许从事兼职,不过,如果我下班晚了,您能帮我弟弟准备晚饭吗?”
“能,太能了,我保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老太太惊喜不已,飞快地跑去拿了英语书过来,“今天不就是周三嘛,打铁要趁热。”
“好,”周瑾道:“不过不用学那么难的单词,日常沟通的话,用简单的词汇就可以了。”
老太太马上反应了过来,“那你还考我那么难的词,什么经度、纬度、生态学……”
“啊,这个……”周瑾不好意思地笑了。
他总不能说是故意刁难吧。
老太太嗔怪地瞪他一眼,“你可真够坏的,难怪能当公务员。”
周瑾赶紧转移话题,“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见面问好,howareyou?”
“i’mfine,thanks,andyou?”老太太一口的京片子,说得标不标准不好说,反正嗓门贼大。
“good,”周瑾赞了一句。
之后几天的戏份,基本都是江科长带着老太太学习英语。
两人用英语对话,用英语玩游戏,用英语唱歌,甚至还一起去酒吧,找老外搭讪聊天。
看起来老太太很烦人,一直在麻烦江科长,但不知不觉间,江科长那颗冷漠的心也被打动了。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如此奇妙,一老一少的羁绊也很和谐。
这天晚上,两人从酒吧归来,因为喝多了酒,找了张长椅坐下,长椅两侧,是朦胧的路灯。
江科长首次袒露了心扉:
“我读高中的时候,父母瞒着我生了弟弟,我一怒之下,报了离家很远的大学,没多久,妈妈就去世了。”
说到这里,周瑾换了英语,“我匆匆赶回来办了葬礼,再次离开的时候,根本不了解家里的情况,因为怕我担心,爸爸一直瞒着我……一年以后,爸爸也去世了。”
“我想,他们一定是早有预感,怕我孤独,才生了弟弟,只是我那时候还不明白。”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歌唱家,带着吉他走到哪唱到哪,,现在却留在信访局,变成了老百姓的出气筒,过着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真是抱歉啊,没能活成最想活的样子。”
“唉~”李民启长叹了一口气,“原来你也有这样悲伤的过去。”
周瑾很惊奇地看着她,“你居然都听懂了?”
“没有,”李民启道:“不过,只是听你的声音,大概也能猜到。”
虽然汉语、英语语言不通,但说话的声音却骗不了人。
有些疼痛被包裹在糖衣底下,只有同样疼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这是属于人类共同的情感,和语言没有关系。
“你呢,为什么要非要学英语?”周瑾扭头问她。
“我也有个弟弟,”李民启看着远方,“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但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
“想通个电话,但没法沟通啊,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身体怎么样,子女们好不好……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镜头逐渐拉开,俩人坐在长椅上,灯光朦胧,树梢上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清冷无比。
“好,”文穆野站在不远处,鼓起掌来。
“哎哟,终于演完了,”周瑾伸个懒腰,扶着老太太站起来。
他以前觉得演技好就是要爆发,表情要狰狞,情绪越激烈越好,现在却有了些新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