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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 南昌战役（第1页）

万家岭大捷给中国的民心士气带来了一股暖暖的春风。当阿特丽走进万家岭，她惊喜地看到那里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步枪、机关枪、“膏药旗”、防毒面具、望远镜、指挥刀，甚至还有许多日本兵贴身携带的“千人针”以及神符。就连前线将领用来款待她的食品，都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菠萝蜜罐头。

离前线越近，阿特丽越相信中国人能够守住武汉，但是李汉魂提醒她，一旦日军大规模施放毒气，中方阵线就很难守住了。

未几，李汉魂的话便不幸变成事实。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日军实施了毒气战，更主要的还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在整个武汉会战中，中方有109个师参战，日军只使用了9个师团、5个支队，但照旧可以占据主动进攻的地位，而万家岭大捷作为一个局部胜利，难以改变这一总的实力格局和趋势。

到万家岭战役结束时，武汉已处于日军南北包围和夹击之中。不过蒋介石早早就做好了撤离武汉的准备，据说他做出这一决策，与苏联顾问团团长崔可夫的建议不无关系。崔可夫认为，武汉全凭铁路、长江和后方联系，又是个湖沼地区，前进后撤，都必须通过轮渡和架设桥梁。如果战败后再从武汉后撤，就可能遭致和南京保卫战时一样的惨重损失。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宣布弃守，但是由于撤离及时，除了辎重损失较多外，日军没有能够捕捉到中方的任何一支大部队。

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武汉失守，南面的长沙随即处于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七十四军奉令保卫长沙，五十一师、五十八师被用汽车、火车紧急输送至长沙外围进行布防。

11月12日晚上，七十四军到达长沙附近，军部即驻于长沙南郊，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长沙就被大火焚毁，而放火的居然不是日本人，是误以为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的自己人。

就算日军进了城，难道就可以把一座千年古城焚之一炬，让老百姓流离失所？中方指挥中枢在遇到可能的危险时，总是习惯性地表现出盲目、被动以及对国民生命财产的极度不负责任。这幕几乎与花园口决堤同出一辙的重大悲剧，足以把人心浇凉。阿特丽站在旁观者角度，说出了一番很辛辣的话：“危险总是存在于后方那些神经衰弱的分子之中，他们急于退却而不敢冒被杀的危险。他们讲的话可能比前方将领还更爱国，但是他们自己却并不想死。”

本要迎战日军的七十四军临时改变任务，被调入长沙城内处理善后事宜。因为军纪严明，七十四军与当地民众关系融洽，并在帮助长沙居民恢复家园期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得知抗日的英雄部队到了长沙，一些后方的抗敌演剧队纷纷赶来长沙进行慰问演出。经过演剧队的教唱，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抗日救亡歌曲开始在军营中回荡：《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头》……

演出过程中，带队演出的著名戏剧家田汉慕名造访了五十一师。通过广泛收集素材，他以张灵甫和张古山之战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剧目公演后，张灵甫及其七十四军更加声名远播，为国人所熟悉和了解。

作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还泼墨润毫，亲自为七十四军创作了一首军歌。在嘹亮的歌声中，七十四军官兵被部队辉煌而光荣的战史所感召，他们齐唱、合唱、轮唱，一遍又一遍地激励着自己和战友：“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要担负先锋作用，没有足够力量是不行的。七十四军在南浔和万家岭战役中受损不小，而国内由于缺乏成熟完善的征兵制，一支伤亡较大的部队调到后方补充，往往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或接近原有水平，有的王牌部队就因为这个原因越打越弱，直至一蹶不振。

显然，想要长盛不衰，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满血复活。好在作为军委会直辖的战略总预备队，七十四军在补充兵员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能够优先分到一些黄埔学生作为骨干。

鉴于抗战急需用人的现实情况，黄埔军校早已进行扩招，规定高中毕业两年后均可报考，然后军校根据考试成绩由高到低录满为止。原先一期通常只招六七百人，到第十三期时已招一千四百多人，翻了将近一倍有余。学制也从原定的三年缩短为两年，毕业典礼一结束，学生拿着毕业证书和分配到各战区各部队的通知书，独自奔赴前线。

黄埔十三期学员钱之根被分配到的部队，正是七十四军。对这些黄埔生，七十四军高层也非常看重，钱之根到长沙后，俞济时、王耀武都亲自予以接见和适当安置。

当时五十一师刚刚补充一批新兵，受训的时间都不长，五十一师采取先抓骨干、以点带面的做法，为此专门成立了军士训练班。军士训练班由身体素质较好的新兵组成，共两百人不到，被编成一个大队四个分队，钱之根担任分队长。

军士训练班的教学一开始就非常严肃认真。从体质锻炼、军事知识的灌输，到刺杀、投弹、爆破、射击技能的训练，再到“军人四耻”、“军人四乐”之类的教育，均能有序进行，尤其是实弹射击训练，因为一上战场就要用，所以抓得很严，军士们完成训练后都要相互进行批评。

1939年3月25日，正在湖南进行休整的七十四军接到紧急命令，要求加入正在进行中的南昌战役，并火速增援赣北。

已持续四周的军士训练班就此结束，大家居住的寝室立刻变得空空荡荡。受训的军士们分配至各连，大多数直接充任班长。钱之根因为是黄埔生，所以当了排长。

兵来将挡

3月26日晚，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三〇六团乘汽车率先到达距南昌约六十公里的高安。他们刚刚在高安城北的祥符观完成布防，日军一〇一师团所属的一一一旅团就杀奔眼前。

日本拥有近百年的户籍历史，征兵制度也已经相当完备。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在南浔战役和万家岭战役中均受到了罕见的重创，但在补充了大量年轻士兵后，战力很快就得到恢复，并担任了此次南昌战役的主力。

眼看三〇六团势单力薄，一五一旅乘火车及时赶到。旅长周志道亲率一五一旅主力发起反击，终于击退日军的进攻，暂时稳住了高安一线阵地。随后到达的五十七师也在锦江右岸抢占阵地，与五十一师一起协防高安。

江西赣江有一条支流流经高安，名叫锦江。高安就位于锦江北岸，实际上是赣北丘陵之间的一小块冲积平原。尽管面积不算大，但它却是进入湘北的咽喉，敌我双方均势所必争。3月27日拂晓，日军一一一旅团派出一个步战混合大队，以坦克战车开道，再次向三〇六团所在的祥符阵地发起猛攻。

在步车协同战术中，坦克的主要作用是冲毁守军阵地，并转移对方注意力。一旦阵地被冲开缺口，防守起来就非常吃力。三〇六团团长卢醒急忙向城内的一五三旅旅部求援，旅长张灵甫亲自率一个营从城内出击，向日军发起反冲锋。

战国兵学家吴起曾说过，为将者必须战时身先士卒，与部下同滋味共安危，只有这样，发布号令时士兵才愿意听从，兴师动众时士兵才乐于作战，白刃相搏时士兵才甘愿献身（《吴子·励士》）。激战中，张灵甫保持了一贯的勇猛作风，他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突然间，日军机枪横扫过来，子弹贯穿了他的腿部，张灵甫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自此以后，这员猛将便只得暂时离开战场到后方就医。

主将身负重伤，使得一五三旅的攻势暂时中止。日军趁势反扑，三〇六团和前来增援的部队均伤亡惨重。五十一师副师长李天霞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增添援兵已成了无用的添油式战术，白白消耗兵力不说，也不一定能守住高安，倒不如保存实力，等全军会集后再作打算。于是他命令五十一师撤出了高安城。

3月27日，南昌陷落，但这时七十四军已经集结完毕。军长俞济时一声令下，五十一师和五十七师同时夹击，日军立足不稳，在多处阵地被突破后，被迫将刚刚到手、都还没捂热的高安城拱手相让。

退出城后，日军一一一旅团并不甘心，稍事整顿便又向高安一线阵地发起试探性攻击。3月29日凌晨，日军故技重施，以两个中队搭配八辆坦克的方式，企图再次从三〇六团阵地撬开缺口。

有坦克助阵，看似很有气势的样子，但步车之间的协同性要求也很高，简单点来说，就是车离不开人，人离不开车。坦克车的视界有限，为保持行进秩序，日军坦克群在行军过程中，往往会在公路两侧插小木棍，一根棍上挂一张白纸条，每隔五十米插一根。不过在枪弹纷飞的前线，没有坦克兵会气定神闲地跑出来插木棍，坦克与坦克之间的配合，坦克与步兵的配合，都依赖于平时的训练。

在淞沪战役和兰封战役中，中国军队也有坦克参战，但因为缺少步车协同作战的训练，往往坦克一上战场，步兵就不予掩护，说你有装甲护身，怕什么，冲啊。于是坦克只好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到全毁为止。

日军经过战前训练，协同性上要好得多，然而也是临时搭配，所以一样有办法打得它乱套。当守军看到步车冲锋时切忌慌张，更不要乱放枪，坦克要过就让它过，重点是截住后面的人。待敌方步兵进入有效射程，便用轻重武器一齐开火，一旦人车脱离，其冲锋效果就会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