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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原本是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竟反目成仇了。有一天在批斗会上，那杂种当众打了疯婆子两嘴巴，下手非常重，打得鲜血直流，牙齿当时就掉了好几颗。随后，那杂种将疯婆子的种种劣迹以及对他的所谓毒害抖落得干干净净，以此表示他的出身自己无从选择，但路线他可以选择，从今以后，他要彻底与他罪恶的母亲划清界线，坚定地与广大的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柯红霞为自己所做的思想工作取得的出乎意料的成果感到无比高兴，当下任命那杂种为大队民兵营的排长。那杂种在批斗会结束后就搬到大队部去住了，将他的母亲一个人扔在家里。后来，那杂种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套旧军装，人模狗样地整日在各个村子里转悠，成了柯红霞手下抓革命促生产的得力干将。时间长了，那杂种竟忘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提出要和柯红霞谈对象。听说杂种提出这要求时，柯红霞当下像吞了一只绿头苍蝇似的，恼羞成怒地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但这杂种有点走火入魔了，仍不分白天黑夜，死破赖脸地缠着她，有一天在喝了酒后，竟霸王硬上弓，在大队部里将柯红霞*了。那柯红霞怎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当下精神就垮了，自个儿将自己反锁在屋里，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人们撬开门将她弄出来后，她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杂种也没落个好下场，后来被法院判了八年，在沙洋劳改农场里采了八年石头。这家伙确实可恨，活生生就将柯红霞给毁了。这事对柯长茂的打击太大，没过两年他们夫妻俩就先后过世了。在柯红霞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谁知那疯婆子竟不声不响地将她接到自己的家里，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衣食住行样样照顾到位。大队和公社的领导都知道这件事，但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柯红霞有人照顾总比在外面卖傻强上百倍，何乐而不为。凭心而论，若不是疯婆子收留她，她哪能活到现在，不定早成野鬼了。”

杨卫平声情并茂地讲着，他在唏虚柯红霞红颜薄命，还是憎恨那杂种的可恶呢？谁知道。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站了起来。在站起的那一刻，我感觉异常费力，虽然有蹲久的缘故，但更多是杨卫平所讲的故事将我的情感装填得沉甸甸的，使我的腿竟支撑不住那份沉重。我走到柯红霞的旁边，她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仍轻声地朗诵着：“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在近距离凝视着她，努力在记忆里追寻那个穿着漂亮红军军服的琼花的身影，但是非常失望，眼前那张木然的脸怎么也不能与以前那张青春迸发的脸联系在一起。是岁月更多地改变了她，还是命运更多地改变了她，我不知道。平日，面对一日日长大的儿女们，我们时常悲叹时间过得太快，怎么眨眼功夫自己就从一个楞头小伙子变成一个办事老练的中年人了，这是一时的心态作用，事后一想也就坦然了，儿女们眼见着一天一天地大了，我们怎会不老呢。但是，面对眼前这个女人，我的心情却十万分的酸楚，不为别的，只为我怎么也不能从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上找到那个“吴琼花”的丁点儿痕迹。突然，我像被电流使劲击打了一下似的，全身猛地一震，我吃惊地发现柯红霞右眼角那儿竟有一颗绿豆大小的痣，并且与谢小芬眼角的那颗痣一般大小，处于同一个位置。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颤抖着伸出手将柯红霞的下巴往上抬了抬。可怜的女人竟没有躲避，只是条件反射似地将手里的领袖著作使劲抱在怀里，呆呆地望着我，咯咯地笑出了声。我差点儿没晕过去。我真不敢相信，眼前这张脸虽然蜡黄、松驰，略显老态，但是若将这张脸上的岁月减去二十年，那分明与谢小芬的那张脸一模一样呀！以前我曾为有些神情长相别无二致的双胞胎而惊叹不已，但当时的感觉与现在的感觉那可就有了天壤之别了。真的，直到这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小男一雄为什么对谢小芬念念不忘，做出许许多多常人不可理喻的事情来。我转过身去，面对着破败的房屋，努力想平息自己的心情，但做不到，小男一雄，不，那杂种冷漠的眼神竟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我无法将他抹去！可怜的人啊，虽然他为社会所不齿，但他也有情感呀，爱、恨、情、愁是自己的，社会无法将其禁锢，人们的鄙视和仇恨更无法将其改变。

我的反常表情引起了杨卫平的注意，他上前拍了我一下：“怎么了？老曾。”

我告诉了他我吃惊的发现。但他的脸上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应该出现的吃惊表情，他只是木然地问我：“谢小芬是谁？”可以理解，杨卫平毕竟没有见过谢小芬，更不可能理解小男一雄对谢小芬所拥有的那份情愫。

对，如果谢小芬知道了小男一雄对她如此好的原因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不敢猜想。

这时，王平安带着一个六十多岁，腿脚有点儿不方便的老太婆回来了。老太婆不认识我和王平安，但认识杨卫平，这从她看杨卫平时躲闪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来。王平安悄悄告诉我，说疯婆子昨天得了一场重病，半个小时前被人接走了。

“被谁接走了？”我问。

“我也不认识。疯婆子只说他姓甘。”老太婆坐到柯红霞旁边的凳子上，咧着没有牙的嘴巴，不自然地笑着。

这老太婆后来告诉我，她住在离这在离这儿有三里远的潘家湾，就在铁路的东边。平日里与疯婆子没甚来往，偶尔遇到，最多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但昨天晚上有个姓甘的老头到她的家里，说这疯婆子得了重病，他得送她到医院里治疗，家里那个疯丫头没有人照看，看她能不能帮个忙照看两三天，给弄点吃的。

“那疯丫头其他方面都很听话，不吵也不闹，就是不知道饿，几天不吃饭她像没知觉似的，只顾看她的书。再就是不知冷暖，天气热了不知减衣服，天气冷了也不知加衣服。”老太婆说着将柯红霞头发上的一根稻草轻轻地拈下来，那表情和动作显现出无限的善良和爱怜。“我是早上到这儿来的，疯婆子已经病得不轻了，发高烧，嘴唇都烧白了。姓甘的老头急得团团转。真的，不知这老头与疯婆子是什么关系，几十年了，我不仅没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过。也不知这老头从哪儿弄来个手扶拖拉机，也不知他将这疯婆子拖哪儿去了。”

“那姓甘的老头留下什么没有？比如电话，家庭住址。”我问。

“除了给我留下五百块钱说是作疯丫头的伙食费以外，什么也没留下。对了，他说将疯婆子的病治好后就送她回来。”老太婆说。

“你相信疯婆子会回来吗？”我也不知怎么问出这样的话。

果然这老太婆立时一脸不高兴，她说：“你怎能这样说呢？不管别人怎样评价她，但我对她还是非常了解的，她不是别人认为的那种人。除非她死了，否则她就会回来。”别人？看来眼前这老太婆也将我包括在内了。确实，在对一个人的一惯行为和内心世界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你是不能随便对其作出判断或者猜疑的。

看来在这里我们再也问不出什么了。走时，我再次仔细端详了一下柯红霞，她仍在仔细地看着手上的书，眼前的一切好像与她无关。淡红色的夕阳照在她那毫无表情的脸上，仿佛一尊雕塑。她的内心装的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小男一雄带给她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肯定不在她的记忆里了。

上车时，我突然想起来时杨卫平不经意说牛头山下还残存着那座日本人的炮楼。我告诉杨卫平，我想绕道去看看。以前战争片中的日本人的炮楼我们见得太多了，但那更多是电影里的道具，虽然逼真，但毕竟是假的，今天我想亲眼看看日本人真实的炮楼到底是什么样子。

从疯婆子家那间破房子处出发，沿着破败的公路前行不到三百米，就是铁路了。铁路边以前修建的简易车站在马鞍山煤矿下马后就撤了，除了那一百来米长的水泥站台告诉我们以前这里也曾辉煌过以外，呈现在眼前的就只是一些残垣断壁了。车子到铁路路基处向右转了个直角，沿着路基往南边走。行驶了不到二百米，杨卫平告诉我到了。下车后，我四处找寻却没有发现炮楼的影子，最后在杨卫平的指点下，我才在一片茂密杂乱的槐树丛中发现那座鬼魅一样立在那儿的炮楼。其实那炮楼所处的位置并不在铁路边上，而是在位于路基上方七、八十米处的陡坡上，青灰色的墙体与山上的青石几乎融为一体，若不是有人指点，还确实难以发现。站在路基上看这炮楼，它更像一头独狼一样静静地站立在那儿，冷冷地扫视着南来北往的火车，在时机到来时，它会猛地扑下山来，将它瞅准的猎物整个撕成碎片，然后一块一块地吞进肚子里去。站在路基上，我能清楚地看见那炮楼的枪眼，黑洞洞的，向外散发出浸人骨髓的寒气。

这时，炮楼边上突然站起一个人，挥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对我们喊着什么。杨卫平听清了那人的话，告诉我山上要放炮了，他们要我们离这儿远一点。不知是一种怎样的心态驱使，真的，直到现在我也无法解释清楚我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举措。我没吭声，跳下路基，竟径直朝炮楼爬上去。杨卫平在身后急得跺脚大骂：“老曾，你犯神经了不是。”见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急着朝上面喊，“上面的，等一下放炮。”

山坡上遍是不规则的大小石头，并且长满了齐膝高的荆棘。待我气喘吁吁地爬到炮楼下面时，我才发现左腿的裤角被划开了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手上也划出了几条细长的血痕。奇怪的是，我对这一切竟然浑然不知。不知是心理因素，还是这炮楼确实太高大，站在炮楼下，我感觉自己一米七八的个子竟是如此的矮小。这炮楼足有三层楼高，占地面积有大半个排球场大小，是用牛头山上的大青石一块一块垒成，石块与石块间填满了发青的水泥，一点儿缝隙都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水泥的颜色与石头的颜色已经分得不是十分清楚了，所以，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整座炮楼就像是用一整块巨石镂空而成，再用神力将其立在现在这个位置。炮楼有半米多厚，朝铁路方向建有五个漏斗形的枪眼，其坚固程度和火力配置的强度可想而知。我从朝东的一个小门里探进半个身子，里面黝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嗅了嗅鼻子，一股让人作呕的味道呛得我差点没有闭过气去。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尿臭味、霉味、腐尸味，都有。炮楼的墙体上有人用粉笔写着歪歪倒倒的字：“杨小惠，我爱你。”“王大头，我日你妈。”还有形似抽象派作品的光屁股男女图像。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一看就知道是放牛的或者打柴的小学生们的杰作。我努力在墙体上搜寻，想找到些许与战争相关的痕迹，比如弹孔或者烟熏火燎的痕迹什么的，但是令我非常失望，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时间的力量真是无法衡量，任何东西它都可以将其改变得面目全非。

一个长得精瘦的农民对我突然的光顾感到非常恼火，但是待看到紧随我爬上来的杨卫平后，他就不吭声了，安静地站在一边。我这才发现炮楼朝西的一面几乎是悬空的，农民们将整个山体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坑，他们用炸药将整块的巨石炸下来，用碎石机粉碎成鸡蛋大小，然后卖到各个建筑工地上，最后成了高楼大厦的一部分，成了高速公路的一部分，也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用说，再用不了几炮，眼前这座炮楼就会整个坍塌下去，过去那段历史的真实见证也就会不复实存在了。

“你们再这样炸下去，这座炮楼不就要被炸塌了吗？”我的表情非常气愤。

精瘦的农民露出一脸的困惑。他犹豫了好一刻，喃喃地说：“这破炮楼有用吗？几十年了，从没听人说过这炮楼有什么用。”

我知道与他是解释不清楚的，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但他却不可能理解我的想法。

我气愤地看着杨卫平：“老杨，镇里就没人管这事吗？”

杨卫平怪模怪样地朝我笑了笑：“你这家伙，以前我就发现你有点儿毛病，谁知这么多年了，你这病还越发严重了。镇里的人管这？哈哈，别说是一座破炮楼，只要能换钱，能让贫困的农民们富足起来，你就是将他的祖坟给扒了，他也不会管。知道吗？发展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他妈的闲扯蛋。”

杨卫平的话一时呛得我哑口无言。确实，我这人是有病，以前我可以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随地吐痰而与其打上一架，也可以为一个素不相识人不孝敬父母而对其发一通火。我认为这些都是德行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德行欠缺，所以非常认真。但许多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好听一点称为不拘小节，再好听一点称为大行不拘小虑，倒是我小提大作了，无病呻吟了，神经过敏了！在他们看来，德行欠缺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杨卫平说得没错，这炮楼在与不在关我屁事呢？我凭什么要发那样大的火呢？

从炮楼上下来时，我没再说一句话。

离开马鞍山镇往县城赶时，我有意将车子停了一下，站在路边再次端详远处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牛头山。夜幕下，它只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影子，虽然朦胧，却真实存在。这一点时间是无能为力的。

冷风中，我突然想起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老头竟是那天在火葬礼场大门口搀扶着那位痛不欲生的老太婆的那位老头。如果确实是同一个人的话，这老头应该姓甘。不定这姓甘的老头与小男一雄的死有关！

一

根据事前安排，大家紧锣密鼓地跑了两天，有必要将各方面的情况汇个总。县里的领导给我们下死命令，要求我们在十天之内必须将这个案子破了，虽然感觉困难重重，但责任促使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力争在规定的期限内使这个看似复杂的案子最终水落石出。是否尽心尽力，这是态度问题，而案子是否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侦破，则是水平问题。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今天的会议是我提议召开的，游局没置可否。像他答应的那样，九点钟，他准时坐在四楼小会议室圆形办公桌主持人的位置上。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脸色蜡黄，虽然坐在椅子上身板挺直，但仍不能掩饰疲态。

九点过五分钟，参加会议的人员陆续到齐了。我简单将开会的目的讲了一下，然后习惯性地请游局讲话。但他摆摆手，嘶哑着嗓子说：“算了，算了，还是大家将这两天的排查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吧。”

首先发言的是李锐。在我们局里，不管是什么会议，只要领导要求大家发言，那第一个发言的肯定就是李锐。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这样，自有他自己的道理，既能在领导面前留下尽量深的印象，又可以左右其他人发言的主题，同时又能避免与别人的意思重复。李锐这一风格让我自叹不如，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但起码能够证明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仔细，并且思维敏捷。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私下认为他的这一习惯有出风头的嫌疑。

凭心而论，不能说李锐他们的工作不细致，青龙山派出所所有的正式干警再加上联防队员，充其量不到二十个人，但在两天多的时间里他竟然对整个魔芋厂近两百号工人一个不漏地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且做了细致的调查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