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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1页）

1922年春，庆龄和孙文差点儿被自己手下的军事指挥官杀害。孙氏夫妇当时住在广州，他们的住宅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位置十分暴露。住宅和总统府办公室之间用一座木桥相连。为了在季风时节遮挡风雨，木桥的上方做了一个廊顶，两侧也部分封闭了起来。

由于广州历史上暴乱不断，大部分军阀、军事首脑、朝廷命官和富有的当铺老板们（如孔祥熙）都会选择在内城或河中的岛上建造堡垒式的住宅，这样可以利用珠江作为天然的屏障。坐落于山坡之上的总统府却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这样的地方易攻难守，如果使用大炮或迫击炮从山上往下发起进攻更是如此。

身材矮小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将军与蒋介石曾经的恩师、精力充沛的上海革命家陈其美没有亲戚关系。陈炯明出身于在12—13世纪从中国北方南迁的客家人，说一口纯正的客家话。客家妇女不缠足，这一点令外国人十分赞赏。在其他许多方面，客家人也都非常进步。他们是组建潮州帮的主力，也是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1911年，年轻的陈炯明在夺取广州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使得广东省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宣告独立。在中国的军阀当中，42岁的陈炯明以其不同寻常的开明政策而广为人知。

袁世凯去世后，孙文联合陈炯明建立南方政府，实际上不过是位于广州的一个秘密会社式的城市国家而已，其控制的区域时大时小，要根据驻扎在临近几个省的军阀们是否归顺他们而定。在他们合作的蜜月期，陈将军实施了很多开明政策，其中包括选派有前途的学生（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保守派）出国留学。随着这些社会改革措施的成功，陈炯明越来越关注如何维持和发展他的南方政府，对解放全中国的长远目标却变得不太上心。

与他完全相反的是，孙文仍然准备率领南方军队挥师北上，“统一中国”。然而在南方政府的管理方面，负责人是一群只会溜须拍马的家伙，这些人除了搞搞阴谋活动之外，一无所能。广东全省陷入混乱之中，广州城变得秩序大乱，无人监管，土匪横行，成群结队的士兵也四处骚扰百姓。

很显然，在陈炯明将军眼里，他在华南的根据地还很不稳固，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开始北伐，那些与他作对的军阀们会乘虚而入攻占广州，这很可能会让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此外，孙文梦想在遥远的南京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也让陈炯明深感不快。当时，中国各地的军阀为了保住各自的地盘，正四处鼓吹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各省分而治之，这一观点正中陈炯明的下怀。同时，陈炯明手下的下层军官们也开始腐败堕落，留在南方，依靠广州居民过寄生虫式的生活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孙文一次又一次命令陈将军率军出征，陈炯明却一直犹豫不决。最后他们达成约定，由孙文亲自率领北伐军出征，陈炯明跟他的部队则“留守”广州。

在勇敢无畏的庆龄的陪同下，孙文于1922年5月6日离开广州，北上韶关，接掌候在那里的一支雇佣军。孙氏夫妇的贴身护卫是一支由500名忠诚的国民党士兵组成的部队，这也是国民党当时能够控制的全部真正能打仗的战斗力量。

孙文甫一离开，广州城立刻落入了陈炯明的部队手中。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几乎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控制了全局，取代了孙文的地位，留在广州的国民党领导层被架空了。蒋介石和另外一些观察到政局变化的人从上海发电告诉孙文，在挥师北伐之前，当务之急是先“巩固后方”。

5月25日，孙文把他的那支雇佣军留在前方，自己和庆龄在贴身卫队的保护下紧急返回了广州城，住进半山腰那栋安全很成问题的宅子里。看到陈炯明的部队占领了小山四周的有利阵地，孙文急忙给溪口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危在旦夕，速来救我，千钧一发。”

随后发生的一切，庆龄对一家中国杂志做了如下陈述：

6月16日凌晨两点左右，孙文把我从梦中喊醒，告诉我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让我赶快穿衣服。那时，他刚接到一个电话，大意是陈炯明的部队正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必须马上逃到一艘炮艇上，在船上指挥我们的人镇压叛军。

我觉得有个女人跟在身边，他一定很不方便，便督促他先行离开，以便争取时间。我跟他讲，我一个人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后来他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但还是不肯抛下我不管。最后，他留下50名贴身护卫守卫这栋房屋，然后才离开了。

他走了半小时后，大约凌晨两点半的时候，附近响起了枪声。我们的房子坐落在半山腰，有一条通道与位于观音庵的总统府相连。那条通道约有一里长，远远望去像一座架在街道和民居上空的小桥。这里曾是龙济光的私人府邸。敌军居高临下，一边从两侧向我们开火，一边高喊：“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四周一片黑暗，看不清敌人所处的位置。因此，我们那支规模不大的防卫部队只能尽量不发出声响以防止被敌军发现。我只能看到黑暗中蹲伏在那里的卫兵们的身影。

天亮后，我们的人开始用步枪和机枪反击，而此时敌人则使用了野战炮。我的浴室被炸成了碎片，卫队的士兵也伤亡了13。但剩下的士兵们则更加顽强地抵抗着，其中一人爬上了一个制高点，射杀了很多敌人。上午8点，我们的弹药已经所剩不多，于是便决定停止射击，留着剩下的子弹等最后时刻再用。

此时再留在此地已经没有意义，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也都赞同，并表示他们会留在此地，以防敌军尾随追击我们……后来，根据报道，那50名卫兵都牺牲了。

我们4个人——孙文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只带着日常必需品，顺着那条通道爬行，准备逃离那里。敌人很快便把火力集中到通道这边，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耳边飞过。有两次，子弹从我的太阳穴旁飞过，因为两边有坚固的护栏遮挡，我没有受伤。我们很快便爬到一段护栏被损毁的地方，此时别无他法，只能快速冲过去。就在这时，鲍上校大叫一声，鲜血顺着他的腿流了下来：他被子弹击中了大腿，一根动脉被打断了。那两位卫兵便架着他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通道里爬了好几个小时，最终爬进了总统府的后花园。敌军的火力此时又集中到了总统府这边，我们无法还击，因为这栋楼四周都是私人住宅。

我们架着鲍上校来到一间卧室，匆匆给他包扎了一下伤口。他那痛苦的表情让我们都很痛心，他却不停地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胜利会属于我们的。”

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我们一直处在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中，子弹四处乱飞。有一次，我刚离开一个房间几分钟，整个天花板就塌了下来。

下午4点，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一名军官前来谈和，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我的安全，但那位军官没有答应，理由是他无权给别人的军队下达命令。此时对方的士兵已经完全失控，即使他们自己的军官也控制不了他们了。不一会儿，总统府的铁门被轰然打开，一群手持嗜血刺刀和手枪的敌军冲了进来。不过他们并没有过来刺杀我们，而是把我们手中的包裹给抢走了。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朝着两队乱糟糟的士兵跑过去，各自夺路而逃。其中一队是抢完东西后往外跑的士兵，另一队是冲进来继续抢掠的士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帽子，身穿孙文的雨衣，成功地跑了出去。

又一队敌军猛冲过来，准备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查办公室。我们绕过这群疯狂的暴徒，最终来到一条小巷，远离了那群劫匪。此时，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恳求卫兵开枪打死我。他们没有听我的话，而是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拽着我继续前行……地面上四处可见尸体，有的是国民党的人，有的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胸口都被子弹击穿，四肢也都支离破碎。我们看到两个人面对面蹲在一栋屋檐下，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他们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但已经死去多时。他们肯定是被流弹打中而死的。

这时，从一条小路里又冲出一队暴徒，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几个小声地互相传话，让大家都躺在地上装死。就这样，我们又躲过了一劫。他们过去之后，我们爬起来继续前行。卫兵们建议我不要看地上的尸体，以免晕倒。半小时后，四处的枪声渐渐稀疏，我们来到一户农家小屋前。屋主人担心让我们进去会给他惹来麻烦，试图撵我们走。结果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晕倒了。

醒来的时候，我看到卫兵们正在用冷水给我洗脸，一边用扇子给我扇风。其中一个卫兵开门出去打探一下外面的情况，结果他刚一出门，我们就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屋内的那个卫兵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门关上，然后对我说，屋外的那个卫兵已经中弹，这会儿估计已经不行了。

枪声平息之后，我打扮成一个老农妇，那个卫兵则化装成小贩的模样，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那座小屋。在路上，我捡了一个篮子，又拾了一些蔬菜放在篮子里，一路带着。后来我们来到一位朋友的家中，他家那天上午已经被搜查过一次。继续往前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们便在那里过了夜。那天晚上枪声一直没有停过，当听到从炮艇那边传来的大炮声后，我们立刻变得信心百倍：这说明孙文已经安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仍穿着那身农妇的衣服跟其他人一起到了厦门。在厦门，另一位在铸造厂工作的朋友给我准备了一条小艇，我们一起坐着这条小船到了岭南的一处住宅。江面上到处是装满战利品（姑娘和财物）的船只，正在把这些战利品往安全的地方运送。据说有两个运气不好的姑娘，因为跟我长得相像而被抓进了大牢。就在我离开广州的那天下午，我过夜的那位朋友的房子再一次遭到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