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前几次,我们城东警察署也像大出先生说的那样,都是擅自妄为的吗?”
“你们一直都是。编造一些我儿子根本没做过的事来吓唬人。”
“好吧。那么这次,我们绝不擅自妄为,而是认真地确认事实。怎么样?”
里中课长听了,不由得向庄田瞪起了眼睛。庄田心想:刚才这话听起来,确实像在承认我们以前一直是擅自妄为,但这只是种说话技巧罢了。别神经过敏,好不好?
“让我们等律师来吧。我们不仅要保护受害的少年,也要维护大出他们的正常生活。”
这时,刑警名古屋将嘴上的香烟拿在手中,慢条斯理地插话道。
“对不起,我刚才没说明,现在补充一下。我不是少年课的,我是刑事课的。”
礼子感觉到大出俊次飞快地看了名古屋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这个老头怎么回事?
这是一起抢劫伤害事件。因为被害人的证言提到了大出等人,才交给少年课处理。严格来说,这桩事件本该由我们刑事课负责。确实,似乎没有物证可以证明大出、桥田和井口有涉案嫌疑。只有被害人的证言,犯案者可能另有他人。因此,请以协助调查恶性抢劫伤害事件的立场回答一些问题,可以吗?”
“在一派胡言里听到儿子的名字已经够心烦了,谁还愿意协助你们?”
名古屋将香烟放进上衣的口袋。“如果被害人说谎,就说明他对大出怀有明显的恶意。”
“我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说了吗?”大出胜说着,再次挥拳击打桌面。桥田佑太郎稍稍瞪大了眼睛,盯着发出清脆响声的铝制烟灰缸。
“从大出的角度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啊。大出先生,难道你不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吗?不管怎么说,这可是桩恶性抢劫伤害事件。”
“跟我们毫无关系。”
“可这是抢劫伤害事件,万一被害人死了……”
礼子心里暗自好笑。她知道,名古屋警官反复强调“抢劫伤害事件”不是说给大出胜听的。他的目标是桥田的母亲和井口的父亲。果然,这一敲山震虎之计收到了成效。两位家长抬起一直低着的头,两眼紧盯名古屋瞥官,窥探的眼神中显然夹杂着惊慌。
“要说的话……”桥田佑太郎的母亲开口了,把尾音拖得很长。这种黏糊糊的半疑问句本是小姑娘的专利,可她总是这么说话,“该说些什么好呢?”
对于这位桥田光子,礼子了解的情况并不少。因为光子很喜欢谈她自己的事情。
光子是二十二岁那年结的婚,婚后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儿子到该上学的年龄时,她丈夫因交通事故去世了。从此,她开始了单亲妈妈的困苦生活。她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去酒吧打工,在那种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备尝艰辛。
后来,她又与一个在酒吧认识的客人结了婚,生下了佑太郎和他的妹妹。但是,第二任丈夫在三年前与她分手了。她跟第一任丈夫生下的长子,高中毕业找到工作后就离家独立了,因此她现在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她在当地开着一家名为“梓屋”的烧烤店。那是间火柴盒一般的小店,她住在店面的二楼。
礼子没去她的店吃过东西,不过作为少年课的警察,她曾去拜访过,后来走过店门前时也张望过好多次。她觉得,那里与其说是一间烧烤店,还不如说是个小酒馆,看起来生意不会太好,但好像也有固定的常客,周末晚上相当热闹。桥田光子在店里一般身穿围裙,梳着发髻,在化妆方面相当花心思。
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她并不像大出胜那样对警察充满敌意。只不过她很会找理由,那些理由往往来自她自己的身世经历。
“因为他没有爸爸……”是她的口头禅,一遇到什么事就马上挂在嘴边,还常常说:“男孩子的事情,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弄不懂。”
据说那间烧烤店“梓屋”原本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开的。当时光子也在店里帮忙,后来就直接继承了下来。
“有什么办法呢?那个人突然就一去不回,为了我和孩子能活下去,不把这间店面撑下去,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房子是租来的,赚来的钱交完房租,就只能勉强糊口了。”
由此来看,丈夫和她分手并不是正式离婚,而是离家出走,甩掉了她和孩子。
撅着嘴发牢骚的桥田光子往往显得特别疲惫,可一旦打开话匣子,就会越说越来劲。礼子以前到她家去,原本是想了解她儿子平时在家和学校的生活状况,等回过神来时,却发现只有光子一人在滔滔不绝,自己完全成了被动的听众。她的抱怨漫无边际,连绵不绝,要想找到一个缺口打断她的话头都很难。不过,礼子觉得听听也无妨,说不定能从中找出桥田佑太郎变得如此沉默寡言,不讨人喜欢,还要紧跟粗鲁不堪、只图眼前快活的大出俊次的原因。
“佐佐木警官,我一个女人就是这么挺过来的呀。”这也是光子的老生常谈。她十分怀念温和正派的第一任丈夫,总说要是他还活着,自己就不会陷入这般光怪陆离的生活。对于分了手的第二任丈夫,她一直牢骚满腹,说他好色成性,动不动就打人,自己好吃懒做不说,花钱也大手大脚的。光子一边说他走了倒也清闲,一边又哀怨地控诉他抛弃母子三人。
如果用不留情面的眼光看,桥田光子算得上女性人生失败的典型。但礼子觉得,光子的人生暂时还不算彻底失败。不管怎么说,她至少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还操持着一家多少有人光顾的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