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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第1页）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1923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论语》、《孟子》不仅是儒学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

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经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于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也仅钱穆一人而已。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开拓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子，胡适盛赞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大快事”。1935年，经过多年努力，洋洋三十万言的《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学术界更是轰动一时，被公认为中国史学界释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划时代的巨著”。连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国学大家陈寅恪都认为此书“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据说当时圈内有一种说法，称光是这部书的自序就足“可以让昔日的北大、清华的任何一位史学研究生细读两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的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叹于他的精密”。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钱穆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认为“读书当仔细细辨精粗”，“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而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礼敬之心，这样才能有所得。

“一生为故国招魂”

“一生为故国招魂”，这是钱穆最得意的弟子余英时在他去世时所作的挽联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用来评价钱一生治学的目的最为允当。

钱穆早年从事乡村教育时，就立志要研究中国文化，以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是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可以说，他走的是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道路。他自称十年苦读，“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他谈到当年治学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他的一生都贯穿了这条红线。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抗日激情高涨，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校把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教授们在爱国热情鼓舞下，决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唤醒国人民族意识。考虑到通史量大面广，拟请十五个教授共同讲授。钱穆认为，每人讲一段，中间不易贯通，各人研究也不一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一人从头讲到尾。大家觉得有道理，主张由他与陈寅恪合讲，这样相对轻松一些，他毛遂自荐，认为他一个人完全可以胜任，最后就由他一个人主讲中国通史。这门课1933年开讲，在北大讲了四年，后因日本侵占华北，北大南迁，又在西南联大讲了四年，才陆续讲完，前后一共讲了八年，也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门课。

讲授中国通史时，正值日寇大肆侵华，钱穆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70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这正是他撰写此书的真实动机与目的。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成为大学中最通用的一本历史教科书，也是他书生报国的一个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