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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我早就猜到了，这在“意料之中”。那个黎巴嫩人在报告里曾提到过。一旦友谊败露，就会接到命令杀死自己的朋友。通常命令会下给两个当事人，使之有说服力。朋友关系意味着薄弱环节；因为人性弱点而致使复仇计划失败这是不可容忍的。为了掩饰我原本就知情，我故意微微一怔，然后再恢复到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怎么进行？”

长官命令道：“尽快。不用武器。你自己设法应付吧。”

我行过礼，走了出去。我明白自己必须放弃思考，不得有丝毫犹疑。我很想有条不紊地对抗这些野蛮家伙，但是太多的事情会因此受到牵连，太多的人需要拯救。何况，这个年轻女孩的目的不就是消灭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吗，我为什么要为她伤感呢？是啊，想到那些与此相关的生命，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1嬉戏的孩子们，他们不会愿意被喀秋莎火箭炮击中，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的孩子们……我决心已定，去他的雅丝米娜，她完了！

一回到寝室，我就迎面碰上了她讯问的目光。“讯问”，我不是信口开河地想到这个词。它能形容雅丝米娜想问我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它和我自己现在的想法非常吻合，我对她的怨恨。这个词附有理性成分，单纯而没有感情色彩。牺牲一个来拯救无数。我向倚在床边的雅丝米娜走过去，示意她站起来。她照我的意思做了，眼睛里满是疑惑。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他们给我下达了命令，”我说得很平淡，不想引起她的警觉，并要她到我身边来。

“什么命令？”

很缓慢地，我绕到她身后，小臂猛地击向她咽喉部位，勒住她脖子。几秒钟后，她在我的手臂中咽了气。我把她放在地上。

“命令就是做掉你，”我冷冷地，故意说过同室其他人听，他们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我确认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并站在尸体旁等了两分钟。然后我背上尸体，去向指挥官复命。迎接我的是无动于衷的冷淡，还有叱骂和刁难。我很有耐心地等到尾声，然后返回住处。我知道他们一心要我变成偏执狂，随时警惕着被命令来干掉我的某个人，因为该轮到我了。我熄灯睡觉，而且睡着了。这是唯一的途径，能满足我将他们赶走的愿望。一个小时后我惊醒了，一跃而起。耳边是同伴熟睡的鼾声。一阵羞愧袭来，我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干了什么疯事，一腔热血吗？答案随即跳了出来：尽可能拯救多数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在其中，可是既然有那么多的毁灭因素，所有为此抗争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双手沾血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去胳膊和腿，不让他们在恐怖袭击下遭遇厄运，那么就沾血好了。我平静下来，很快又睡着了。

整个训练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沉重。我们中间不断发生大同小异的暗杀。每天压力都在加大。有人崩溃，哭泣，祈祷，哀求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他们被无情地处决了。活着的人明白了该怎样在竞争中生存。没人再相信任何人，大多数成员都不敢睡觉，他们忍着疲惫熬通宵，第二天的体能训练则一塌糊涂。后果不堪：刁难，测验，疲惫增加，全部神经都驯服于令人生畏的考试。而我呢，抓紧时间打盹，加起来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足以保证我支撑下来，所以成功过关。这是个挺不挺得住的问题。女性受到的对待尤其暴虐得可以。侮辱性的、卑鄙可耻的测试接连不断。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让那些挺过来的人也不敢自傲。

到最后阶段，我们三十几个人只剩下了11个活物，女的两个。离开训练基地之前，指挥官在最后一次训话时向我们表达了敬意，对我们获得的成绩，还有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包括我们这一届极佳的男女比率。

在两个月训练期间，有15天我是花在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上面。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庆祝狂欢，并参与制定了我们的“职业”规划。

我总算找到一个玩失踪的好机会，得以返回以色列。多夫见到我显得很开心。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而我报以一个阴郁的眼色，等于示意他“没错，我目的达到”；也等于告诉他“可我受够了，不想再说这些”。我回到房间闭门不出，看电视，狼吞虎咽地吃完他们送上来的饭菜、维生素片和镇静剂。两天后的上午，也许是觉得我休整得差不多了，指挥官把我叫过去汇报。黄昏时分多夫来了，他打断我们，开始教我练习“放松”技巧。我在以色列不能超过三天，得回去和我的新“战友们”会合了。

尽管准备充分，心理方面也跟得上，“培训期”种种考验所导致的怨恨情绪还是好几个月里都阴魂不散。最终，这些情绪都转变成了一种仇恨，也包括对自己人的仇恨。

四处晃荡的时候，防止生病的最好办法是在饮食方面和当地居民保持一致。这些人必定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存环境，所以除了仿效他们别无它法。和疯子们相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培训”出来的新成员在黎巴嫩南部森林或者山区里呆了两到三个星期，说是为了和老队员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即所谓的职业技巧学习。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在“巡逻”，可这规矩对于新人来说是极好的机会，我从中得到的教益甚至比在自己基地心理课堂上的收获还要大。这种生活方式有它自由和令人兴奋的一面。没有什么作息时间要遵守，没有等着你付的发票和税单，也没有塞车和嘈杂，工作和邻居。唯一讨厌的事情就是遇到狂风了。这种生活自然简陋了点，但适应起来也很容易。

实战演习很快就替代了对一个又一个恐怖行动小组的好奇参观。在战斗中我表现得很突出，但每次对安全区进行袭击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寻机把消息传给以色列那边的同伴。

我的身份是“富家子弟”，所以没人在意我的旅行开销。凭这个身份，我能够理所当然地以处理生意为由，经常取道苏黎世去欧洲。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对此小心翼翼，每次旅行的目的地都是苏黎世，如果回叙利亚“探亲”，日程安排也毫无破绽。

可是要知道，我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好几年。阿拉伯人开始核实我的身份了，他们对我进行了跟踪和调查。自然是某些方面有出入，而关键在于我曾和一个叫阿布·夏都夫的人交谈过多，这个黎巴嫩人疑心很重。接下来，因为觉得我对事业很忠诚，他们仍然信任我。于是我　穿梭在各个机场之间，乔装行程不再困难，回以色列的机会也多了。环境，还有本能，在我的时间表里充当了重要角色。为了和所打入的这个阿拉伯组织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我可能花了四年多时间。我让他们慢慢习惯于我越来越频繁的往返。我的“职业经验”已经足以帮我应付一次次信任危机，这种情形在我返回组织的时候没少出现，但每次都不过给了我机会显摆自己的“坏脾气”，伪装反而变得更有说服力。这得身处东方生活模式之中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生活模式讨厌有条不紊，特别喜欢临阵变卦。

随着日子的增长，我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他们无所事事地消磨日子，偏执到了极点，互相监视并伺机指责对方的背叛，被自以为无处不在的敌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这个来自敌对阵营的人——在那边人们时刻担心会有人体炸弹突然跳上公共汽车——发现他们这儿也有同样的紧张气氛真是惊讶不已。我还以为他们更有安全感，更强捍，没那么多困扰。

法利蒂有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他想利用我的女性身份，派我到敌方境内去“跑一趟”，这样能打探到以色列境内以及边界情况。

“他们不会对一个女人起疑心，”他分析，“‘聋子’和你一起去。”

“聋子”是个有四十几年经验的游击队员，打战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身边炸了，他就聋了。他戴了助听器，但于事无补，因为他把电池给取了。原因呢，一是他听人说这“核能”电池对身体有害，二来呢他总担心以色列人在里面装窃听器。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吗？每当他抽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智不清的时候，他就假想以色列人会在他熟睡的时候爬到他身边，把微型电子设备放进耳机里。只有取掉电池，才能确保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聋子”给我详细推理，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计谋。

“工程师，我说的对吗？”他自信地看了我一眼，问我。

当然有道理，我暗想。把电池拿掉，清清楚楚地大声说给以色列人听，这传播更直截了当，效果更好，而且免了我们的人穿过六十公里山丘和森林爬到你身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