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识的喝酒的人当中,卢大江、卢大海兄弟二人是最能喝的。人们形容能喝之人时常说:喝酒跟喝水一样!卢家兄弟则不然,他们固然喝得既多且快,但绝不像是喝水,而是实实在在地喝酒。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享受喝酒的过程,每一口每一杯都挤眉弄眼地做出纷繁复杂的极惬意的表情,让你惊诧人类的脸上竟有这么多种表达惬意的表情。他们是真爱喝。
卢大江跟卢大海都是我的街坊,都结了婚,又都离了婚。我从小就认识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刚好介于我和我父亲之间,称呼起来非常尴尬:叫叔叔太老了,叫哥哥又不对,因为他们都管我爸叫大哥。所以我一直叫他们“嘿”。有时为了区分,我再加个“嗨”来叫卢大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两兄弟到底是干什么的,总之游手好闲不干正事。自从他们惹了祸,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们了,倒是常看见他们的父亲,一位在辈分上更加难以称呼的老爷子,我称之为“吃了么您”。有几次见面,在喊罢“吃了么您”之后,我都几乎忍不住想问问卢大江跟卢大海哥儿俩原来到底从事什么营生,但一想到这两个不省心的货已经够让老爷子糟心的了,便不忍心问了。
说到他们惹的祸,就像其他一切三街六巷的传闻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们在大排档喝酒,喝多了。这时来了个要饭的老太太,两人也不知怎么跟这老太太起了冲突。老太太的儿子跟儿媳妇就来了。
结果儿子挨了一酒瓶,儿媳妇吃了一拳,两人都是脑震荡。对于这个版本,我们这一片儿的居民大抵是嗤之以鼻的,因为漏洞太多了。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传闻有多么不靠谱: 1。卢家哥们儿从不会喝多; 2。卢家哥们儿不打女人; 3。卢家哥们儿如果只是打出两个脑震荡,就不会进去这么久了。
我从小是乖孩子,既不喝酒,也不打架,所以没有跟卢家兄弟混在一起。不过那个时候街坊关系还是不错的:夏天里,刚从农村拆迁过来的居民们不习惯关起房门自个儿消夏,往往在小区里借着棵小树拉起一架毡棚子,摆上桌椅;各家端出冷荤热素,有钱的人家再拿出台电视机显摆显摆,这样便能过一夏天。暑假里,我们在席棚内外蹿蹦跳跃,看大人们喝酒,学习吹牛×技巧,不亦乐乎。其时卢大江还是个半大小子,喜欢下棋,总缠着我父亲在席棚里摆一局。因此我跟他们哥儿俩还算挺熟的。多年以后,我父亲人前背后谈到卢家哥儿们,总是这么两句评语:“臭棋篓子!不过酒量还行。”其间必定要停顿一下,撇一撇嘴。
卢大江是个凶神,卢大海是个恶煞,两人无论在哪里都能制造暴力事件。倘若只是卢大海闹事,那就只是暴力事件,因为他只会用暴力;但假使卢大江也掺合在一起,那必定是流血事件,因为卢大江不光凶恶狠毒,兼且长有功能完善的大脑,这跟卢大海完全不同,这使他成为我们这一片第一危险人物。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所见的大小暴力事件不计其数,但发生在我身上的只有了了数起。我们小区的孩子基本都挨过外头混混的打,像我这么弱不禁风的竟能幸免于难,多半与卢大海有关。他哥哥卢大江是个胖子,他则从年轻时便生就一副扇子面儿的好身材,胳膊腿上全是骇人的肌肉。我母亲总跟我说他不是好人,因为他从小就抽烟喝酒跳霹雳。我觉得跳霹雳这条判断标准实在是太牵强了,但又似乎没有必要因此顶撞母亲,便也跟着认为他不是好人。
后来有一次,卢大海在危难中突然出现帮了我的忙,让我对“好人”这个词彻底糊涂了。当时不知死活的我跑去学校附近的游戏厅玩。说是玩,其实没钱,就是过眼瘾。像我一样的孩子很多,分散在各个机台两侧,手扶机器,微启双唇,二目圆睁,脸上映着屏幕上不停变换颜色的光,那副蠢样子现在想来真是催人泪下。但当时还有比我们更蠢的——有些年纪大点的孩子玩游戏机没了钱,就跟着我们出门,到了没人的地方劫住我们要钱。这不是白痴吗!我要是有钱,会留到走出游戏厅的那一刻吗?我被拦住的那次,是在回家路上的小花园里。两个人高马大的孩子半蹲在凉亭的石凳上,那姿势看上去难受极了,估计他们觉得那样比较帅。
其中一个开口问我“有钱吗”,另一个掏出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在手里转来转去。我又害怕又想笑,结果可能露出了不太友善的表情,那个拿刀的突然龇牙咧嘴地冲上来揪住我的领子,把我拎起来撞到凉亭的假冒伪劣汉白玉柱子上,撞得我眼冒金星。我看他举着我挺吃力的,刚想让他放下,他就像会读心术一样乖乖放下了,还往后退了几步。另一个孩子也从石凳上跳下来,老老实实站好。
然后我看见卢大海双手插兜走进凉亭来了,路灯给他投下了一个威武至极的影子。他走到近前,用坚如钢铁的食指在那孩子脑门上戳了几下,用一种特有的很难模仿的口气说话。“我们楼的孩子,”他说,“你们这些×崽子给我离远点。”那种口气是这样的:上下门牙在说话时尽量不分开,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在牙齿间摩擦震动成浑身是刺的样子才蹦出来,听上去冷极了。那一刻我觉得卢大海是好人。
接着他又说:“有钱吗?”两个×崽子便乖乖掏出一把零钱来,还贡献出半盒烟和一个打火机。卢大海每人赏了一个没什么声音但看起来很疼的耳光,然后用很快很低的声音说:“滚蛋!”这两个字是这样说的:“滚”字发音很不完整,且轻,快,一下就滑到了“蛋”字上;“蛋”的发音则极重,发自丹田,掷地有声,说之前不知为何还要咬一下舌尖。这样说这个词时,仿佛他只说了个蛋字。我整理整理衣襟,对他一竖大拇指:“真是好狗护三邻——”话音未落,他就生气地大叫:“滚蛋!”声音高了十倍,我赶紧就滚蛋了。其实我话还没说完,后面是:好汉护三村。
此时我又觉得卢大海果然还是坏人。
好人和坏人,实在很难划一条清楚的界限。有的人做这件事时是善的,做那件事时是恶的。有时是立场问题,你觉得是善的,我觉得是恶的。有时你判断一个人善或恶,但这种善或恶却有瑕疵,例如一位大慈善家实际上是恋童癖,一个强奸惯犯从火场里救了十几个人,很难说到底谁是谁的瑕疵。如果尝试用简单的善或恶去定义一个人,就会陷入幼年的我所遇到的困境。而一旦接受了同一个人可善可恶这个想法,心里就轻松多了,因为自己也是这种货色。我开悟这一点相当晚——是在2008年看《撞车》的时候才想明白的。《撞车》里有个黑人演员,实际上是个歌手,名叫卢达•克里斯,我看的时候呵呵笑着心想:这哥们儿可能是卢大江卢大海他们家外国老三;就在此时,我才想起了这俩人,因为当时距离他们惹下塌天大祸已经三年了。
关于他们惹祸的传闻中另一个出入极大的变量就是当晚他们喝的酒。有人说是喝白酒,喝了四瓶二锅头;有人说是喝啤酒,一个人喝了六瓶。开什么玩笑,这些量还不够卢大江一个人解渴的。我为了求证这件事,或者说是打着求证这件事的招牌,去找卢家的老父亲聊了一次天。
这老头如今已经七十多了,耳朵不好,说话很费劲。他喜欢抽烟,还是烟袋,烟味儿非常之冲。老太太不让在家抽,就在楼道里抽,我们就是在楼道里聊的。我闻了一个钟头的二手烟,将来我要是得了肺癌,肯定得找卢家算账。
事发当晚,两人喝的确实是啤酒,喝了一箱。有关一箱啤酒的事,很多街坊聊天时都叹道:“一箱啤酒对那两个人算个屁?派出所真是太没有见识了。”他们这么说是因为,录口供时,警察听罢“一箱啤酒”,拍桌大怒:“严肃点!”卢大江说:“没吹牛×,真是一箱,不信咱喝一回。”卢大海说:“就一箱而已,也值得吹牛×吗?”这是后来两个人分别跟老头说过的,老头看两个儿子喝了半辈子酒,应该没必要替他们吹。喝啤酒的事就是这样的。此外,两人都十分清醒,没有喝多,证据是他们动手打人之前还结了账。对这一点我非常吃惊,因为在我见过的各种大小阵仗里,都是说两句场面话,或不说,就直接开打,还真没见过有时间淡定地交钱带找钱的。我这么一问,老头在台阶上一磕烟袋锅子,笑道:“你听他们放屁哪!根本就不是在大排档打的!” 这老爷子很爱笑,好像没什么烦心事,又好像烦心事太多懒得烦了,干脆笑笑作罢。以下内容,是他一边磕烟袋锅子,一边用各种方式笑着讲的。
那个夏天的晚上,卢大江和卢大海在小区门口的大排档要了一箱啤酒,也不怎么说话,就频频举杯。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开心。这世上像他们这样亲哥儿俩跑出来喝酒的实在太少了,喝酒都是跟哥们儿朋友喝,可是哥们儿朋友没有人是对手。江湖太寂寞,两人只能抱团取暖。偶尔聊上一两句,内容不外乎如此:“那天我把×××打了。”“哦,是吗?我也一直想打丫的。” 正喝着,一阵笃笃声响,卢大江回头一看,来了个要饭的老太太。该老太太十分之整洁,穿的不是要饭制服,而是一件大背心,一条灯笼裤,都不很脏,也没有补丁。老太太头发整齐,脸和手上都没有泥,连指甲缝都很干净,用卢大江的话说“比我都他妈干净”。但是她一见面就颤巍巍地伸出手来,用极小的声音说:“给……给口吃的吧。” 卢大江交代说,当时他笑了一下,但不知道为什么要笑,事后非常后悔。老太太脸一红,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向卢大海,大概以为他浓眉大眼的会善良一点。殊不知卢大海眼睛虽大,眼仁儿却小,这种人都是恶煞,譬如钟馗。卢大海开口就问:“你是头天要饭吗?你这身行头不行啊!”然后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老太太呆在当场,双手还保持着捧水的姿势。呆了一会儿,她低下头,缓慢地转身,跛着一只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