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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第1页）

1893—1980

顾颉刚，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顾诚吾、颉刚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一生致力于《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是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古史辨》、《尚书通检》等。

《古史辨》自序（节选）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练，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久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惟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也有人说，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有了假设才有了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尽不妨俟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非薄《诗》毛氏学，便当从齐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钻研下去；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再脱离家派而独立。但到了现在，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诏示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我们自有古文字学，古文法学，古器物学，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诗经》，《毛传》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又何尝要得！至于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但这是研究，不是服从。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彰郑樵崔述诸人的文字，就说我做了他们的信徒而来反对毛公郑玄，所以现在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对于郑樵崔述诸人决无私爱；倘若他们的荒谬有类于毛公郑玄，我的攻击他们也要和对于毛公郑玄一样。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评，千万不要说“承你考辨得很精细，我有所遵循了”这一类话！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我知道固有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愤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藉，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倖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的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护。因为我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说了上面一段话，或者读者诸君要疑我是一个傲睨万状的人，自满到极度的。其实我的心中只压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我的个性固然适于研究学问，我的环境固然已经指给我一个研究的新方向，但个性和环埦原只是学问的凭藉而不即是学问的实质。瞀如造屋，个性是基础，环境是梁柱，实质是砖石。虽则有了基础和梁柱可说具备了屋子的规模，但尤要紧的是砲成墙壁的砖石。倘使四壁洞然，这空架子要它干么，翻不如穴居巢处的可以得到简陋的实用了！我对于实质的要求渴热已极，可是数年以来只有得到的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后，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创伤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事负我的个性，只是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我的学问生活，近年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前常有把范围放得极大的要求，现在则毕竞把它收缩，希望集中我的全副精神到几个问題上面去。但痛苦即由这方面起来了！其一，许多学问没有平均发展时，一种学问也要因为得不到帮助而不能研究好。在现今这般民不聊生的中国，谁能安心从事研究；就是能安心研究也苦于研究的设备的不完全，终于废然而返。我就是万分的努力，想在一种学问上创造出一个基础来，但可以由他种学问帮助的地方也须仍归自己动手。正如到蛮荒垦殖的人，他的“筑路盖楼以启山林”的劳力不必说，就是通常的农人可以随便使用的一切东西他也都得不到。要喝水只得自己掘井；要穿衣只得自己织布；要睡觉只得自己盖屋。比了住在都市中的人，要什么有什么的，固然差得天高地远，就是比了掘井盖屋的土木匠，织布制衣的织工缝工，他们因机械的进步而能得到各种便利的，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我的研究，我自己料到是要事倍功半的。我只得废弃可以不必废弃的时间到他种研究上，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终至造成一种又乱又浅的局面，远难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其二，从前人对于学问，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为信守高文典册便是唯一的学问方法，现在知道学问的基础是要建筑于事实上的了，治学的方法是不要信守而要研究的了，骤然把眼光放开，只觉得新材料的繁多乱目，向来不成为问题的一时都起了问题了。好像久囚于高墙狭弄中的犯人，到处撞头碰鼻，心境本是很静谧的，忽然一旦墙垣倒塌，伽锁也解除，站起一望，只见万户千门的游览不尽，奇花异兽的赏玩无穷，翻要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该怎样办才好，新境界的喜悦与手足无措的烦闷一时俱来到了。我是一个极富于好奇心的人，一方面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力把范围缩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总想去瞧它一瞧。等到一瞧之后，间题就来了；正在试作这个问题的研究时，别种问题又接二连三的引起来了。不去瞧则实为难熬，一去瞧又苦无办法。这真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要是研究学问的人多了，我感得到的问题别人也感得到，大家分工去做，我的本分以外的问题就可由他人去解决，我只要把他人研究的结果用来安慰我自己的好奇心就够了。但在现在这样的生活之下，又哪里可以盼望这种境界的实现呢！

上条所述的不能分工治学的烦闷，原是现在中国许多有志学问的人所共同受到的。至于在生活上，我所受的痛苦也特多，约略可作下列叙述。

我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时间的浪费和社会上对于我的不了解的责望。但这应加上一个说明，我随顺了自己的兴味而费去的时间并不在浪费之内，因为这是多少得到益处的。例如买书，看戏，听鼓词等等嗜好，当时固然完全为的是欣赏，但到了现在，在研究上都受用了。就是賭博，喝酒，逛窑子，坐茶馆等等，我也都犯过，但这只使我知道大家认为嗜好的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使我知道这些事情是不足以激起我的兴味的，从此再不会受它们的引诱，时间的破费也不是徒然。一个人自幼年到成长原只在彷徨觅路之中，走的路通，就可永远走下去；走的路不通，也可以不再费力去走。惟其当时肯耗费觅路的功夫，才能在日后得到该走的大道。所以只要自己有兴味尝试，总与自己有益。我在这些事上耗费的时间，是决不怨的。只有十余年来在新式学校中过的上课生涯，使得我一想着就要叫屈。学校教员的知识大都是不确实的，他们自己对于学问也没有什么乐趣，使我看着他们十分的不信任，几乎没有在课业中得到什么。中小学时代，我尚未发生爱惜时间的观念，随班上课，只是坐待钟点的完毕。在这熬耐钟点的时候，逢着放任的教员我就看课外的书，逢着严厉的教员我就端坐冥思，上天下地般瞎想。这样的生活过了多少年，造成了我的神经衰弱的病症，除了极专心读书作文之外，随时随地会得生出许多杂念，精神上永远没有安静。进了大学之后，因为爱好学问，不由得不爱惜时间。但是教员仍不容我，我恨极了！看我民国初年的笔记，满幅是这等的牢骚话。我以为我们所以要有学问，原要顺遂自己的情性，审察外界的事物，现在所学的只有一些模糊影响之谈，内既非情，外亦非物，为的只是教员的薪金和学生的文凭，大家假借利用，捱延过多少岁月。他们各有所为而捱延，却害苦了真正愿意自己寻求学问的我，把我最主要的光阴在无聊的课堂上消磨掉了！固然我也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些粗疏的科学观念，但要得到这一点粗疏的观念只消自己看几本科学书，做上几次实验也就够了，何必花去十余年的大功夫呢！他们在那里杀青年真可恨，青年们甘心给他们杀也可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