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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妓问题（第1页）

不容儿辈妄谈兵，镇物何妨一矫情？

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

——龚定盫《己亥杂诗》

“东山妓即是苍生”，是清朝龚定盫写晋朝谢安的句子，写谢安表面上和妓女在一起，但他却是拯救苍生的人。龚定盫的诗，我在中学便读过了。对妓女的关切，我早在中学、大学就注意了。大学毕业后，我做预备军官，开始有计划地调查妓女生活。这些调查，我都收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这部日记，我将陆续发表、出版。

动手术才能接客

在我调查妓女生活的过程里，最令我吃惊的是雏妓们的惨状，我发现这些小女孩们甚至要开刀才能接客。在1965年，我就借着批评琼瑶，写下这样的文字：

作为一个作品有“市场价格”的“作家”，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和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写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场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但在琼瑶的作品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些。（《李敖全集》第一册，《没有窗，哪有“窗外”？》）

琼瑶给我的答复是：“冤狱的死囚，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人和事。”“至于写终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她还没找到安定的台湾有这样的典型人物。至于雏妓的生涯，她听都没听过”！（见1966年10月5日《华报》和5月号《皇冠》）这就是说，我们“安定的台湾”的“作家”，是以鸵鸟方式，逃避现实的。

“寓禁于管”？

在批评琼瑶的同时，我写了不少为妓女呼吁的文字，我激烈攻击国民党政府的娼妓政策。我说：

以1956年3月22日台湾省政府主席严家淦为例，他在这天公布了《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在这个办法的“总则”第一条中，我觉得基本思路是不差的。第一条说：“台湾省各县市为取缔娼妓辅助从良，特订本办法。”这明明是承认，“取缔娼妓”是政府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至于办法方面，方式是采取缓进的“辅助从良”。这也不能说错，只是技术问题很困难。大官们的智慧已经无法在技术问题上想出釜底抽薪的好主意，所以大方向尽管朝“取缔”的路上走，走了多少，真是天晓得！

在“总则”第三条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应自本办法颁布实施起二年来〔内？〕全部取缔完竣”。这是以二年为期，截止日期是1958年3月22日。但是，事实上，从这套办法公布到今天，已经足足九年了。九年多的日子已飘然而过，而今日的场面是公私窑子横行。（《李敖全集》第二册，《瑞典与废娼》）

我又说：

从1956年《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公布以来，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呢？这是九年后的我们，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我们相信执政者的理想是朝“寓废于禁”“寓禁于管”的路线上发展的，但是我们忍不住要质问，我们有权知道九年来的成绩在哪里！

根据我私人的调查，我发现九年来“寓禁于管”的成绩非常可疑。即以台湾最有名的“有伤风化区”北投为例，偌大的北投，在1961年的公娼统计，竟是区区一百九十一名！到了1964年，数目似乎“减少”了，领有妓女许可证的变成了八十三名。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好现象，但是当我仔细一研究，却吓了我一跳！1964年的北投妓女户已经增加到近五十家，旅馆已经增加到八十家！妓女户和旅馆加起来，平均每家还分不到一名妓女！就算妓女全归妓女户，旅馆“清白”，那么每家妓女户还分不到两名妓女！用两名妓女养活一个娼寮，养活寮中的老鸨、小鸨、龟公、保镖、大茶壶这些脑满肠肥的一干人等，而还能“大业鸿开”，这似乎是不可能吧？既不可能而又事实俱在，除了私娼猖獗以外，我们还能找出第二种答案吗？

像这种公娼一二其外，私娼千百其中的现象，又岂限于“伟大”的北投？根据我的调查，全台湾有得是！随便举一个例吧：1963年1月4号的晚上，屏东警察局受“良心”和责任驱使，突击检查潮州一家叫作“凤美”的妓女户，抓到了二十三名妓女。其中只有两名是有“牌照”的，其他二十一名，不但是道道地地公娼中的私娼，并且全部都不到法定的“接客年龄”！（《李敖全集》第二册，《废娼效果知多少？》）

我又说：

按照《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今日台湾明显是在采取公娼制度。在理想方面，这套办法的基本精神是超出公娼之上的。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在用承认公娼办法来消灭私娼，再从公娼演进到废娼。基于这种立法精神，执政者乃有索性承认现实、承认公娼合法性的决定。这种决定，不客气地说，是为目的不择手段，是为权宜之计牺牲大信和大原则。从长远看，这是极不得体的做法；从短视的近功着眼，牺牲大原则而换得的“好处”，如今已证明给我们成效如何了！

在今日世界的潮流下，公娼制度本来早就是一个落伍的制度。国际废除娼妓协会早在19世纪的1875年就成立了，废除娼妓的呼声，已变成近代争取人权运动的一个主要音响。在国际废除娼妓协会中，我们也派过代表，前年9月还在雅典开过会，这都表示了我们否定娼妓制度的明朗趋向。在这种趋向下，我们实在看不出“一面高倡废娼，一面允许公娼”的做法，有什么高明的依据；我们实在不能相信这种做法有它成功的可能。

《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立法时的伟大目标是“两年内全部取缔完竣”，可是事实上的结果是“九年无成，流莺满地”！被政府准许的公娼，反倒成了合法的作奸犯科的逋逃薮！管理妓女办法的巧妙利用，反倒成了假“公”济“私”，掩护黑暗现象的护符！

《管理妓女办法》中明明规定“不得诱迫质卖妇女为妓女”，明明规定“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可是三峡地方的一个小养女，在1964年3月到12月短短八个月里，居然先后被辗转贩卖四次，贩卖的地点都是“合法的”公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