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带一顶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住着红梅的小臂。“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案。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揍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强暴。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父亲在给女儿留的遗书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离去的,他们父女是一场迫害的牺牲品。女孩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父亲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医师的诱导,而被诱供的证词又经过断章取义的连缀,经过想当然的诠释,得出了一个丑恶的结论。成年后的女孩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忘却一段巨大创伤(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假设人类记忆的抹杀力),假如这样的创伤能被忘却,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没发生过。乔红梅读完妮妮打印出来的电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后的段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为你的原意并不是要找一位我这样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错的。少一个字母。她问妮妮,相不相信密语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石妮妮说她早乱了,不知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她们此刻在操场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看一群激进学生烧国旗。离这儿两小时车程的旧金山反战已反了两个月,小城刚刚有这么一个大动作。一个学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其他学生已把国旗降下来。这座大学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们此刻一声欢呼,警车到了。火同时着起来。
警车包围了人群。一个超重警官和人群中的熟面孔打招呼。学生们领头唱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乔红梅心想,密语者此刻在哪里?她回到公寓楼前,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人们都瞧热闹去了。恰是正午,她听得见自己裙摆在腿上磨擦的声音。她看一眼表,发现一部电梯停在十六层停了已有五分钟,并锁定在那里。另一部挂了检修牌子。楼里所有人都到楼顶去看烧国旗仪式去了。这座安份的小城有看头的热闹不多。她决定爬楼梯。上到七层,她感觉到除了她自己,还有另一只脚,也在登楼。她有意加重步子,又上几格台阶,另一双脚作答似的也上了几格台阶,回音久久不消散。乔红梅感到背上一片刺痒,汗珠如同无数破卵而出的幼虫,一点点拱出头,刹那间已爬满了她全身。她定了定神,大白天她怕什么?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空旷荒凉的白天。她悄悄往下走,另外那双脚退得更快。她想,怎么成了我追他逃了?她试着悬起两脚,用胳膊撑住扶手往下滑。于是她的速度快了三倍。也许四倍。很快,她和那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她不顾一切地追下去。那双脚倒也机敏,楼梯上留下一串舞蹈碎步。追到一楼,这人就没地方逃了。一楼是一百多米的大堂,搁放着临时接待来访人的三张沙发。乔红梅没想到他(她)会钻进地下车库。她绝不追到车库去,那不是中了计了?车库在多少凶杀电影里做过理想的案发地点?
她走回去,腿软得厉害。走到四楼时,她听见地下车库的铁门响了一声,他(她)又出来了。也是一双疲软的腿,把他(她)拖上台阶。她一点点往上走,他(她)又慢慢地跟上来。
乔红梅在九楼的梯阶上坐下来。再豪华的大厦都有这样阴森的楼梯,一律的无窗,一律的节能灯。灰溜溜的灯终日亮着,照在光秃的水泥台阶上。她坐了一分钟,正要起身,闻到一股大麻的香气。楼里的正人君子被逼迫到这么个没趣的地方来过瘾。刚才的脚步不是冲她来的,不过是个犯瘾的可怜虫。
格兰没回来,留了张字条给她,说他去看学生烧国旗。他的字体飞舞起来,总算出了件让他也乱一乱的乱子了。格兰和她这几年用字条来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很省事,争吵也不发生。
她打开电脑,手里端一杯酒,想好好和密语者谈谈。
她把那个女孩怎样加害她父亲的故事告诉了她。她写到故事结尾居然泪汪汪的。父亲留下遗书后,开车去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在那里服了毒。他不愿女儿看到死后的他。等到第二天,密语者都没信来。格兰忙出忙进,为他系里的几个被捕学生张罗保释。另外几个学生要参军,他要代他们向系里请愿,保存他们的课时。乔红梅发现三天不刮胡子的格兰生动了许多,简直像又发起一次浪漫热症。
第三天,密语者还是没消息。
乔红梅坐在电脑前,感觉灰溜溜的。
也许她一再告诉她,她只爱男人,使她终于放弃了她。也许她发现乔红梅和妮妮是一伙,搭了档在作弄她。已经是第七天没收到她的信了。乔红梅看着电脑上的空白,感到自己钻牛角尖地钻入了这个谜一样的密语者。桌面上一片混乱,桌角搁着两个杯子,里面的咖啡已干涸。电脑上有块三明治,上面有半圆的齿痕,火腿露出来,已干了,老伤般深红。她身后,书房也荒芜了,摊开的六、七本书上落了一层银色灰尘。墙角的镜子上贴了许多小纸条,提醒她自己该还图书馆的书,该回某教授电话,该给吊兰和巴西木浇水窗子右上方的吊兰倒没干死,反倒蓬头垢面的茂盛,蜘蛛从那儿朝着天花板撒开一张大网。
第八天,信来了,绝口不提乔红梅的上一封信,关于那个陷害父亲的女孩。她说乔红梅顺着超市货架的长巷走来时,她几乎没看出她来。穿着白短裤和红色背心的乔红梅看上去四肢发达,每个动作都虎生生的。于是她看见的是一名PLA女军官,(注:美国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简称。)可不那么好惹。她对着前女中尉的侧影看了两分钟,想调整那个飘忽神秘的固定印象。“你跟在你丈夫身边,远比他刚劲。发式也出乎意料,你这个变化多端的女人。”她看见她从格兰身边离开,回身去看地面上一张广告。那是一张房屋出租的广告,低廉的租金被粗重的笔墨标在上面,还框了一圈萤光桔红。她看见乔红梅用穿白球鞋的脚踏着广告,把它转了个方向,使所有的字正面朝她。然后乔红梅伸手去够货架上的花生酱,亮出手臂上那块圆圆的卡介苗斑痕。她说那块斑痕让她心乱。讲得露骨些吧,它让她欲火中烧。这人大言不惭,说她痴痴地站了很久,想把没出息的样子收敛起来。她看格兰的手搂了乔红梅一把,手指在那斑痕上麻木地滑过。她想象六七岁的乔红梅,站在孩子们的队伍里,一只衣袖脱下来。这人跟在乔红梅身后,看着格兰搂着她向尝试食物的摊子走去。她想到七岁的乡村小姑娘梳着晒成枯草的细辫子,跟着队伍慢慢移动赤裸的小脚,脸像所有其它孩子那样懵懂,那样任人宰割。她说那想象使她生出强烈的冲动,想触碰那块斑痕—从童年到成年,它是唯一不变的,保持着异样的敏感。她说乔红梅其实把租房广告上的价钱背在心里了。她无意中发现了乔红梅的一个秘密向往。
“也可能是刹那间的心血来潮,你想有个自己的窝。谁知道呢?人往往不知自己漆黑的心底萌生着多少谋划,一个外来事物不期然地出现,突然间把那漆黑的谋划照亮了。到底是什么谋划,分居、离婚,还是偷情,你并不清楚。但谋划是萌生了。然后你走向你丈夫,恢复了小鸟依人的一贯形象。”她说格兰在免费品尝食品的摊子前大声打诨。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常用玩笑缓解沉默带来的压力,缓解沟通危机。她说乔红梅笑了,心里却在全力忍受。连她都看见,一句冷冷的抢白,就在乔红梅嘴里。“你们的亲热令我紧张,但你够棒的,不着调的玩笑被你成功地忍受过去了。然后你看你丈夫拿起第二块糕饼,似乎从来没发现他咀嚼时会整个头皮都动起来。他一边卖力地嚼着,一边拿了第三块糕饼请你客。你笑笑谢绝了。他满足地呼出一口气,你却调开脸,避开那股甜热的口腔气味。看看周围正发生什么。肥大的身躯推着超重的购物车,厚重的双下巴和红润的大脸蛋。食物真多啊,足以淹死这些幸运的人们。滋味却单调得可怕,这些丰胸肥臀的鸡,它们从一个鸡蛋钻出到变成一堆肉只需一个月,寿命不比大白蘑菇长多少,因而滋味也就没什么区别了。你在鸡肉档里挑捡,想找半打瘦弱些的鸡腿,却失败了。这些鸡短暂而无扰无忧的一生中,它们的脚从不着地,所有的腿按人的计算达到预期的斤两。层层叠叠排列得像团体操般的肥鸡肉体,无所谓雌雄,无所谓强弱,脑子完全空白。怎么可能有滋味呢?生存竞争的搏斗,寻欢求偶的激情,对天敌的恐惧,那一切形成的血液循环和肌肉发育,使一只鸡的生命成为巨大偶然。正是这偶然,使鸡成为鸡而不是大白蘑菇。你最后拿起一盒鸡胸,因为它们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你把那盒鸡胸搁到购物车上,不是搁,是小小一扔。那里面的疲惫、牢骚、无奈,我全感觉到了。你的肢体语言非常含蓄,但不单调"乔红梅听见格兰在客厅打电话,声音显得很年轻。他在谈第二天晚上旧金山联合广场将举行的烛光示威,网上申请参加的人有两千多了。不久,格兰兴冲冲的脚步走过来,在她门口停了两秒钟,又兴冲冲进了他自己的书房。她听见格兰开始上网,手指头流畅地弹奏在电脑键盘上。她把密语者的信读了三遍,一面温习那天在超市见到的所有面孔。她又让这人漏过去了。她请她不要玩这种偷窥的把戏。回信马上来了,问她是否有心租那间廉价房。乔红梅真的反感起来,手在键盘上狠狠敲打,我的丈夫就在隔壁,我可以问问他,怎样对付你这样的变态狂。我丈夫已经对我最近的异常表现起疑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