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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雍正王朝热播所思（第1页）

中央电视台八点正播《雍正王朝》。

山西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在播《雍正王朝》电视剧；台湾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在播《雍正王朝》；马来西亚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要播《雍正王朝》，已经是第八次播出，仍有死忠观众收视不误。

《雍正王朝》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出来的。当初媒体蜂拥前来采访，有人问我：“给这电视剧打多少分？”我回答：“五十九点五分。”唐国强去年来南阳，说：“听说你对电视剧颇有微词？”我回答：“那不是指（演员）表演艺术，是谈剧本。”剧本创作人刘和平是很有才气的，对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雍正其人的宏观把握是有点问题的。一本白话文本，怎么会改编得变调？这事我仔细想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太爱雍正了，不愿意谈他的毛病和惹人烦的缺憾；二是他太了解观众的需要了。我打五十九点五分，观众可能还要认为我在“保卫自己”——其实跳出“我自己”这圈子，我还是赏识这出戏的，论收视率，论焦晃唐国强们的演技，不能打这个分。所以当时我说：“我是特殊观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部剧的。”刘和平是把小说中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节大肆张扬了一下，引发了如许的共鸣。

我一直认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疗治，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症、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被病魔折腾得一点气一点力都没有。这样的例子是太多太多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法制社会，它都腐蚀，因此它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贿被拿，临刑之时写的检查认罪，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胡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抑或是什么“拜金主义”，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那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比如按期缴钱不撕票（杀人质）等，哪有允许人暗室受贿颠倒公理的“世界观”？

奇思妙想就是在这缭绕的烟雾中产生的

正因为这是最令人厌恶痛恨的东西，当你抨击恶攻它时，人们自然就“心理迎合莫名欣慰”，——现实中招人恨的贪赃之员，刘和平在电视剧中替我们宰了——老包铡了陈世美，秦香莲们一齐叫好。

中国专权历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大。一位是武则天，她设“密报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杀贪；一个是朱元璋，他放一个码子（标准），过了码子，不是杀头，而是剥皮（洪武时府吏衙门都设有剥皮亭），剥了皮风干，晾在那里让后来的官员“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两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轻易杀人，而是要穷遍财产，一定把“损失了的”全部彻底地收回国库。他用的是密折制度——这就有了政策水平，他执行这政策的腕力，也是极大、极狠的。就这一点说，刘和平把握得还是到位的。

在我看来，武则天和雍正都是“贵族性质”地解决问题，靠方略靠政策办事，朱元璋是社会底层出身，他是靠直觉杀贪，带一点社会报复的朴素情结。但他实际上都解决得颇有成效。

我写《雍正皇帝》的主旨不单纯是“反贪”，也不纯是反腐，而是如实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情态，“落霞”绚丽与消亡前向它投去最后的一瞥，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也有对它的深沉思索与哀婉。就这一点而言，“王朝”电视剧是不胜负荷的。

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是颠扑不破地要存在下去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什么形式，它的生活力在时间和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