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美是无须多说的,她的娟秀、美丽、姿态婀娜,看一眼便会使人终生难忘。所以我在讲演时谈印象说这个国家如同亭亭玉立姿色绝佳的少女。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部汽车,但污染控制得很好。我在马来西亚四五天,皮鞋还像刚擦过般鲜亮。街街道路交通秩序,处处看去井然,所以我又说:“如同进了大观园。”在大道上是决然见不到行人的,因为那汽车已普及得同我们的自行车一样的了。进了闹市,也不见拥挤,不听吵闹与喧嚣,阳光明媚而灿烂,晴空澄澈绝纤埃,一年到头不凋谢的浓绿阔叶,浓绿夹着蜿蜒曲折的道路,将吉隆坡扮靓了,美得令人沉醉,流连忘返。
但他们的饭菜我无法接受。冯先生除外,他是出国惯了,其余三人,也许都是土老帽,尽管主人使出浑身解数,四日八宴请我们吃,马来西亚最好的东西都奉出来了。可惜至今我无法接受“咖喱”那味道。我在吃饭上最随便的,八个字评语:“饱则饱矣,未之见妙。”每次吃饭我都有一个想头,要是吃一碗打卤面,浇上蒜泥,就美了。这事当然不能对着主人说,只是心里想想而已。主人已用尽全力,我不能伤他的情与心,更不能出难题给他。回想起,倒是拜会胡大使共进午餐吃川菜师傅做的饭菜最合胃口。
马来西亚纪行手札
缘起
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是去年一年似乎一年都在动,三四月份就去了两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郑州几次,七八月西行新疆,归来赴西安讲学,十一月到北京参加十六大又折回西安看女儿,该打理一下身体的,该写稿子的,统都束了起来。有些应命而作,比如说给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来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没有想起的事。
去年召开十六大前此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马来西亚大使馆电话,邀请我去马作访。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到过不少马来西亚朋友信和电,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
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的。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三月天》的文学讲座。即使你不去,也要有一个礼体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个人,但你不能不重视马来人民。”当夜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来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说:“解放去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打从前年以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登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来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一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来”。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要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起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去坐了。刚起飞十五分钟,出来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小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人的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来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经维修好……”后来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是百万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是老帽,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有几率,《卡桑得拉大桥》那是特别,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这事我会想,飞机呢?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从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别扭,仍蹦就坐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且是一坐就漂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
哈!中国、马来西亚,哈!北京、吉隆坡。
哈!二月河,土老帽。
云层的感
从国际机场起飞时,北京还在下着小雪,这在北京是百年不遇的瑞兆了。已经连绵了五六天,一直在飘,它的势头最旺时节已经过去。此刻零零星星,慢慢地悠悠地,似乎有点儿犹豫那样絮絮绒绒地在机翼的暗影下荡旋着落下。天空是绛红的云,有点像洪昭光教授教我们长命百岁里头说的一种粥,混混沌沌,模模糊糊。低压层里有几朵游离出大气层的云。袅袅的,很轻盈的样子,随随便便在风中摇摆,倒显得灰暗空旷寥廓的机场上空有着几分生气。我在商务舱坐,恰正挨着窗口,忙不迭地用眼留恋我的故国故土,生怕这是最后一眼了的。全神贯注的,觉得是轻轻一滑那般的动感——它动了。
飞机里也是一片静谧、安详,没有人说话走动。大家都在透窗向外看。这窗口圆圆的有锅盖那么大,又有点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叫“锅盔”的东西,从这里向外望,雪花徒地一下子变得很急,像一道道笔直的斜线从窗外激射而下,那速度太快,看不清它是雪片、雪花抑或是雪粒,拉直斜线、平线、交错的线,直得不可思议。渐次的,这雪划的直线也不见了,窗外是一味地白,调制好的奶粉一般均匀,时而稍浓,时而稍淡,绝无间隔,绝无断层。我自知道,这是空中的雾——云了。冲破云层的一刹那,机窗外突地一亮。满机都是清明的阳光,灿烂而湛青的天空上,洁净得纤尘不染,一丝一缕烟雾也没有,太阳斜照下来把光明赐给满机的人。这上面是没有污染的天,太阳周围没有污染的痕,我儿时在地面上曾经见过的天空,久违了,在云层上竟仍然存在。
我坐商务舱,机上的空姐一个比一个漂亮,我觉得比中国女人别致的有两条。一是蜡染的衣服,颜色清纯朴素,毫无夸张,自然风韵嫣然。二是发饰,我以为那必是下了辛苦工夫的。光可鉴人的顶部高高隆起,你似乎觉得她挽了个偏髻,然而却是没有。发梢全部掩起,这真的不知道用的什么技术手法才办得下来的事,更显得娇艳大方。她们端着各色水酒点心盘子逐个温声笑语地与乘客交谈。那当然可以肯定,我们这一群并没有得到她特别的眷顾,她每天都是这样的。乘客们那份安详,使我本有点忐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左右打量,都在说笑,看报看杂志吃东西,闭目养神,绝对没人思量“发动机”怎么如何这类无聊事,小姐们也压根不像要宣布坏消息、发纸条的样子,渐渐地,我不再往这题目上想,又把目光盯向窗外。
一万米以上鸟瞰高空的云,绝不是地面向上看到那样子,一会儿白一会儿苍,飞扬滚动,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纷繁万千交融变幻……这里看云,是冻僵的一片万古雪原,白色的冰川、白色的原野、白色的河湾,雪墙、雪壁,我敢说那一定是飞机的杰作。明知下头是万丈虚空。偏是这“色”掩盖了,看云是那般实在、坚固,似乎你出飞机踩上去,会像在雪地一样走得咯吱咯吱响动。看得入神遐思,不妨同行的孙玉明喊我:“老凌,快来这边看!”我忙赶过来,就在舷窗向外看,一下子便被镇住了:是云层上的日落!这景象我真的从未见过:太阳半掩在“雪原”下方的云电,上面半层弧形的云晕,是金红色,湛蓝得有点紫黯的天,铺地是一层黄金,再近便是雪原无垠。层次是那许的分明,色泽光彩也都带着棱角般不混同,红就是红,蓝就是蓝,紫就是紫。也许它不够斑斓、多彩与流动,不够风韵与娇媚。但那美得纯洁,美得令人不敢亲近,有着神的圣洁与庄严。这样的景致如在地面上常常可以见到,我相信崇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基督的人会更多……渐次的,它更红、更紫、更青黯……太阳终于落了。
夜十时许,机下望去,是无边的暗,时而掠过电子集成线路板那样的灯光图样,星星点点密集一群,余皆是一片黑暗,耳鼓膜陡地一胀:它在降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四千七百公里水陆两程空中六小时,马来西亚,啊,到了!
风情
这里没有冬天,出发前便知这个国家在北纬国度接近了赤道,她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那么就是只有一季了。这一层,其实在飞机上已经领受了。登机时穿的里三层外三层,渐次的温热渐次地侵来,一件件地往下脱。好在妹妹卫平跟着,脱一件她便收一件,飞机上的空调,我想也是双向的,在北京用的制暖,到吉隆坡必用的冷气了。饶是如此,从密封通道走出时,外面热浪袭进,立时就袭得微汗淫淫。真的不假,这里是夏天。
大使馆的王太钰早就在海关通道道口迎候了。可怜这位大使馆二等秘书,为了“请二月河来马”,他不知费却几多工夫心血,从办护照到签证——他知道我这上头是个笨盲人——都一一关心奔走,此刻已近午夜,也不知道他等候了多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电话朋友”,他不大像很修边幅的人,花格衬衣扎单裤里,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显见是外交官身份证,可以自由使用方便通道的关防。他与孙玉明是同学,老远就认出来,迎上来,热情地寒暄,帮我们提行李,打点物什,验证过关……一点儿也不“认生”,一点儿也不矜持,热情干练,动作麻利。冯先生和我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年轻人。大马华总的陈达真博士,《星洲日报》的几位记者、一群人,一时也记认不清这些朋友的名字,早已望眼欲穿地候在外边,捧什么宝贝似的把我们一行四人捧出了机场。又吃夜宵,又简单采访,直到午夜,我们才在金马皇宫饭店安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