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地域,人们对我的称呼是略有异趣的。在南阳,熟人是多极了,似乎满城人都认得我,早晨出去遛弯,叫“二月河”、“二老师”、“二先生”、“伯伯”、“爷爷”、“兄弟”……杂得很,带着有点“社会性”那样子,到郑州,叫“凌老师”、“解放”、甚或“老二”的居多,再到北京,大致就很正规,就叫“二月河”的罢——不过这几年熟了,依着北京的风俗也有叫“二爷”的:不是长一辈的意思,而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环等人们统称“二爷”“三爷”的那样。我今年犬马齿已是六十有三,常见的朋友们差不多都比我略小,所以无论北京、郑州南阳,毕竟还是叫“二哥”的多些。
王刚就管我喊“二哥”,她爱人郑云正,很优秀,在郑州一所军事院校当官。从她,也叫我“二哥”。这当然是有妇唱夫随的情致,也有更多的私人因素,她和云正的结合,有我一份贡献,我算得——过去不恭敬的说法,名叫“撮合山”,“牵马”——正规说,我是半个红娘,“介绍人”的呢!
前两年吧。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谈自己一些人生感受,说到了中国作协,我说:(大致意思)作协应该是作家的娘家。中国作协是我的娘家,但是是“后妈”。后妈也是妈,也是好的,然而虽好,也还是后妈。中国作协当时的领导不是金炳华与铁凝,不知他们有读到上面这点文字没有?也许读到了,有点别扭的罢。但是一个作家,他的本分就是说真话,反映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说的是实话。
那么河南省的同仁们,我又应该说点什么呢?下笔时,我真的颇为踌躇:因为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我找不出正确的词儿。是……姨太太生的儿子吧?也很爱我,也没把我当外人,也不曾受到什么打击排斥……中国有句话叫“不是自己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两张皮。
这不是在批评谁,更不是牢骚,是我的感受耳。这不是中国作协、省文联作协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过错,是命运的安排,是个“美丽的错”。是斯人斯世题中应有之义。我有一个比方,曾和已故的老乔说过,好比买火车票,出版社是火车站的票房,外边作家在排队出书,而作协则是维持排队秩序的车站工作人员,他们研究“××现在创作成就大,该给他出书了”,就和出版社联系、推荐、介绍——“官方的正规渠道……然后出版社再研究,书号、编务、印数、定价……出版!我是在旁不懂规矩的作家,加队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挤到票房口一伸手进窗口,我买票!——一下子领到了《康熙大帝》的出版权。长篇小说——是”卧铺“吧!印数头一版就七万多册——是”下铺“吧?这怎不叫别的排队人,还有”维持“队伍的人心里”别是一般滋味?“大家虽不排斥我,就如老乔当时一句话”别这样想,作家主要还是看作品嘛“——但有点”那个“恐怕也还是有的。因为有这点子心理障碍,我到郑州就有点自惭——躲在客房里看书就是了。来访我的人绝对没有”上级,就是孙广举,鲁枢元,还有王刚。
王刚好像没有地位观念。谁来都一样,谁见她都一样,对谁都一样。亲善而有节,座上固有达官富贵,也不乏引车卖浆的初学作者。我看是这样:只要你是友好的,我肯定你是同样的回报。即使平时与她稍有芥蒂的人,她闻知对方“遭了事”,遇到了大麻烦,她也会蹙起眉头,为那个人的不幸担忧。你看她文章,有的处锋芒微露,似乎相当有杀伤力,但在同她相处时,你见不到她剑拔弩张的样子。温婉善待,宽怀……有原则,一直这样。其实我在认识她不到一个月时,她已是河南日报文艺处的副处长了。这个位置在圈外人看来好像并不出奇。但在撰稿人,尤其是自由撰稿人眼里,是“准天官”。天官赐福啊!这里掌握着河南日报的一个版面的发稿权,是河南文艺界规格最高、影响最广泛的一个“阵地”,而她年纪轻轻就成了阵地的“副地主”——想发稿就得善待她,而她不需要求任何人。就她自己而言,写小说、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很漂亮的“三栖作家”,左右开弓,左右逢源,她很快和我成了好朋友。经常的聚谈,大致就这么几个人仍旧是孙广举、鲁枢元,还有王刚。那也许是天然的缘,也许是我没有在她的阵地上发稿的需求,她更没有什么事找我帮忙,这就有了“朋友”的条件。
渐渐地,读她的书从《天地玄黄》开始,由小说而及散文,再及报告文学……我读金庸的《书剑恩仇泉》里头主人公叫陈家洛,会打“百花错拳”。我看这一节时,脑子常常会闪出一个人,叫王刚,长得很漂亮,会打文学“百花错拳”。从文学的这个领域到那个领域——世迷的此间到彼间——从应命之作到自由散漫的创作,她都来得。她很像是个文学舞蹈家,你正看她的“天鹅湖”:突然又朝你来了贵妃醉酒,不防间一个飞天舞姿,给你个“反弹琵琶”。在我的朋友之中,兼着美丽,聪慧,善良,多才,又多福,又教人有点眼花缭乱变幻的,仍旧只有一个王刚。
在山西,见到我给人家写字,她“受了刺激”,回来就练起来,练起来书法就得了奖。不知她还会有什么花样?但无论如何,她本身也还是一位作家,她的这本集子又送到我手中,从这个集子里,我照样能看出她在不停地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完美自己。
美了,还要更美,这是王刚的人生追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