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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书香之美（第1页）

从那以后，我们有了交往。我和乔比起来，最比不上他的就是他与人交往的热情，奖掖后进的那份主动自觉，对人的体贴与关怀。也因我正写着康熙，恰在最紧的关头，每晚要坐到三点钟。乔典运不在南阳时，我极少与近在左右的南阳朋友串门聊天。曾臻也一样。直到老乔患病，住进专医院，我在家写书也是心里发毛，常去看他，和他谈天慰藉，见得也就多了些，因为每次去，乔大嫂是“守摊”的，还有曾臻必在，再就是王桂芳，经常从西峡赶来，和曾臻一道帮助料理老乔琐务——和亲生女儿那是一样的。我为安抚乔有时也说说佛经性命之说，有一次曾臻听我背诵《心经》，她记录不下来，婉请我自己写出来，她眼中盈盈的泪，恳切的牵卷诚意，至今都宛然在目。

乔去世后，我们似乎没怎么见面，后来听说她结婚了，丈夫很好，家也很好，有次路遇，我见曾臻容光焕发很精神的样子，觉得她很幸福。

据我的经验或都是偏见，一个人要是幸福了，就不能哀恸，就会离开文学。

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所思

长时期以来，“成分”的阴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封建时代，有士大夫、庶人、农工商、地主、佃户、贱民种种“阶层”，或者叫“阶级”。对待各个阶层，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综合国力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大改观，唯独“成分”这意识存在依然。“地、富、反、坏、右、封、资、修”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存在”，且势头不减，愈演愈烈，生命力鲜活。从深层次原因上说，窃以为是“文革”的重要成因之一。从根本上认识、解决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健康起来。

“成分”这种社会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学领域，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一边倒和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一部作品出来，首先拷问它是“香花不是毒草”。肯定了它“没有问题”，然后再说别的。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服务对象的单纯性，为下里巴人而创作，“阳春白雪”便受扼制。很简单，倘若你只爱春天，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菊花与梅花。本来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真善美，爱与死，夺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学养，冶人操守，这种种功能未样样都与“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这些阶级成分挂钩。即使是无产阶级，也有一个学习的任务，有提升素养、接受人类美好灵思的必要。事情一旦走向绝对化，必定的后果是“过犹不及”。

老实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小二黑结婚》《三里湾》及《苦斗》，这些创作都是十分精良的；柳青、赵树理、欧阳山、曲波这一大批作家，都是十分了得的。但由于这种创作理论的局限，在文化枯竭、无别的书可读的情形下，读者选择了它们。也有耀目的辉光，也有大批量的呼拥读者。但是，这只是一时之作，难以永恒，原因也很简单，它本来就是为这“一时”服务的作品。

今天翻翻《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的艺术才华仍在熠熠闪烁，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的学者反感样板戏，其实样板戏也自有它们怡人的风采，这些学者一听就掩耳，那心里暗示的是腻味头痛反感“文革”这场伤情事。姚雪垠的《李自成》怎样？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受“阶级说”的影响相对较少，《李自成》的前两卷我看仍是旷世绝唱，但后来几成“阶级歌颂”，“高、大、全”地表述这个农民领袖，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一则是“应人”之作，服务的对象狭小，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二则是“应时”之作，“时过”自然“境迁”。从这个角度看，真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头，评论家则是木耳。”我以为孙荪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说“评论家应该是木耳”，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事实上，木头不仅生木耳，还会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藓……向木头上钉钉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锯成锯末……可以说都叫“评论”。

生木耳，是于人有益，可以做美味进食，营养作用颇多，但用刀、斧、锯这类利器去评论，得到的是什么？木头畏惧斧加之，就会一律按照预先允许的“规范”去生长，这样去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花儿长出去前先就要想：我不依“政治标准”长出去是什么花？恐怕狗尾巴草也不是！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毒草”呢？

文学艺术，它的功能绝不仅仅是“歌颂”和“暴露”，它还有“告诉”“讽刺”“调侃”“和息”“要求”“给予”……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用了“阶级标准”这把唯一的尺子，不是这，便是那；不是拥护，肯定就是反对。表述了改革家，工人农民“火热”的生活，农民起义，那就是“主旋律”，否则，你的嗓门天赋高了，不单当你是帕瓦洛蒂，还会听你是“噪音”，掩耳而走，甚或“吾虽不及师旷之听，闻弦歌而知雅意”——当你别有用心也可未知。

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受访

用“政治标准”衡量蔡先生的这部书怎样？它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雅文学”；它不是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它有歌颂，也有暴露，更多的却是“告诉”、“讽劝”，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它绝对不可能被我们高层象牙塔尖端的评论居要津者列进“先进文化”的书目里头。

它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是中国独有，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和表述。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绝版”了。我的估计，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这可能与我们“敬惜字纸”的民族习惯有关，除了历史，还有野史、私史、笔记、日记……配合了这一系列的体系佐证和辅助或匡正纠谬的数据、有小说、诗词、说部、传本……小到民间流传的演义故事、书摊、小曲、民歌、鼓儿哼……种种文学与艺术的烘托，众星捧月地簇拥出“二十四史”来（清史尚是“稿”，未能定正）。倘没有绝大学识，绝大胸襟器量，绝好智商与精力，要做蔡先生做的这番事业，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般困难，或者是“骑单车上月球”那样的妄想。

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本书的。你说他有某种超阶级的倾向，那倒是实话。蔡先生是个好老师，他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顶多偶尔地、很温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绪——余下更多的，是给学生以思考判断的空间。

一部好的历史实录，何尝不是当作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荆轲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那种肃杀，秋高凛冽，壮士义行必死的悲壮？慷慨赴义的情致，是极致的文学描摹。《廉颇蔺相如传》是《史记》正述。“相如因持璧（和氏璧），却立，依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后来见不少辞书注释里说“怒发冲冠”一词出自岳飞的《满江红》，这都是不读史书的过。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同样可以看作是历史真实的文学诠释。《红楼梦》就是这样，它不以一朝一代一兴一为局限，表现的是中国封建历史整体形态，代代都这样，这是事实！

然而，好的历史书，好的小说，偏偏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贾宝玉是哪个阶级的？曹雪芹歌颂了，赚了三百余年数人的眼泪。就因为它真实，或者说“实事求是”。

这是蔡先生的追求，他不说假话，也不说曲阿的话。他所演义出来的故事，都在史据中斑斑有考。“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做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昄真圆藕？种种谬妄所亵之谈，官场辞而避之。”只有这样严肃谨慎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我在一次与朋友调侃玩笑说：“倘若现在突然发生变故，中国没有电了，死的年轻人比老年人还要多。”这是特指我们中国而言。中老年人，点过油灯看书，穿过草鞋走路，井水可汲而饮，草根可采充饥。如今的年轻人从酒吧到舞厅，无电脑不能思维，非电饭锅无所造饭，不读书也不看报，心中空如昏天之月，除了钱没有别样的追求，他们不死谁死？这是一点具体表述的思维，如果抽象起来讲，中老年人的头顶，始终有历史这盏灯在照，他们的耐受力强些，恐怕是事实。真的会“没电”吗？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一个“非典”可以把满街的人赶回家去，一场更大的意外，比如“战争”呢？

然而我们似乎并不珍惜这些仅存的文史学。还在用“阶级论”这把尺子在量，用斧子去砍他们。

记得在“文革”期间，那些红卫兵曾经有过一个设想，用农民起义的斗争史取代帝王将相的封建史。想是想，真的做起来，他们还是傻了眼。整个的二十四史中，农民起义只能看作是历史的一种“现象”。这个朝代有，那个朝代也有，支离破碎各自在那里，根本行不成历史的连贯和接续。我猜“儒法斗争”的那段历史观表述，也是一种很无奈，很勉强地在生拉硬扯表现“阶级斗争”史观的做法罢了。蔡先生的这部堪称“通史演义”的书当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受到冷落也在这般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