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母校走了一遭。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1963年吧,我在邓州上学。那时这个市名叫邓县,八十七万人口,也就这么一个高中。三万多初中毕业生,也就录取那么不到二百人。一当列队宣布录取名单,我还真有点欣喜若狂那情味:要到一中上学了,一中哪!
邓州一中不是个等闲的学校。这个地方名字就叫得“独秀”:春风阁、百花洲——是范仲淹讲学的地方。范老夫子的《岳阳楼记》也是在百花洲他的书院写成的,而范在写这篇文章时全凭的资料与想象。他还没有去过洞庭湖,见到的只是岳阳楼的图样与相关资料。我想这可能和二月河创作历史小说有相通之处:饮一瓢浆而意拟三千弱水——也还是作者的直接感受,只是综合了彼时彼地的色受禅悟、此时此刻的色想而已。
南阳这地方出了两句名言,恐怕全国有初中以上文凭的人都能随口而出。一句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一句便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以为诸葛亮的那一句“精神可嘉,境界不大”,不过是对蜀刘小王朝的死忠承诺就是了。而后一句涵盖的人文意义是超前的,它的人民性、公而忘私的主观意识,今天看仍是先进的、积极的,而这一句出自范公之口,写在百花洲上、春风阁前——我的母校一中。
春风阁我读书时没见过,说是在民国战乱年间湮没了的。百花洲那时就有——一个不大的水塘“环墙”,是邓县高高的城墙,水塘中还有一座压水亭子,已是破烂不堪。但那植被是很好的,满城墙的土坡都是绿,百花洲是绿,水塘的水映着柳色与城上茂密的灌木与衰草也是绿。范公祠的许多碑刻都嵌在厚厚的砖墙上,院中几株古柏与乌桕,将这祠堂映衬得深邃、幽静和安谧。我没有更多的历史感悟,我只是觉得这地方神秘,内涵不能透窥。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曾写于邓州花洲书院
我一辈子上学没上好,走到哪里都是个臭。高中毕业已是二十一岁的大龄学生,这个年龄很多好学生大学也毕业了,而我还面临上山下乡、找工作,孝敬父母的事更是渺茫。所以参军时我立下了志气,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发展起来。就这么,“发展”成了二月河。但其实长期我都不自信,不自信“惯了”——就“写小说”而言,以我的文化知识,在中国文化史里这事长期都不算怎么回事的,甚至算是“丢人事”的时辰也多多有——我始终觉得我这点包括了《奇门遁甲》《万法归宗》,什么麻衣、柳庄等这些“知识学问”都不算数。当然我也有点“正经”学问的——学问不算学问,或者“不够学问”。项羽说过“富贵不还乡,犹衣锦而夜游”。我有这点不自信,就不愿故地重游——我没有穿新衣服,穷嗖嗖的,羞见江东父老。这不但百花洲、洛阳我上学,陕县我上学——臭学生回来干吗,臭美吗?有了这点子心理障碍,百花洲近在咫尺,也晓得它的重要意义,直到《康》《雍》《乾》书成,没有踏进邓县一步。
但后来终于在朋友的动员下成行了。他们的鼓励,使我平白地增强了信心。我也实在是想念这地方。我初中的那个水塘“爱母池”,我在人武部夏日露宿的篮球场;春风阁、百花洲——你听听这名字就够你神往。何况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饥饿的风花雪月时日。去看了百花洲——它已和邓州一中分体另立,回来还写了一首长短句《谒花洲书院有感》:
蹊径老塘犹存,残城草树相抚。春风阁前明月清新,百花洲上斜阳迟暮。四十载烟尘如昨,八百年游子归路。指点少小新学生,知否,知否?此是范子情断处。
这当然很一般的。但他们还是拿去刻了,还在碑上加了“二月河读书处”题样。我不能拂了朋友一片好意,却也由此悟到许多珍贵文物的原始概念——能引起你久远联想的东西,就叫作文物。
中国的教育其实一开头就是“两条腿走路”。一位三家村老先生,几位家长把蒙童送来。孔子是收芹菜、风干肉的吧,那是“学费”。后来的情况花样很多,有一家办、有几家合办的私塾。收散碎银两、收制钱,以物抵学费的也很多。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家诗》等都是教科书,这说起来能写一本书。简而言之叫私塾,再就是政府、官办的,比如太学、国子监。那是中央一级的“大学”。各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堂而皇之的名字叫作书院。南阳就有一条街,名叫书院街。还有旁边的三元巷什么的,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里有个南阳第一高中,就是民国“接替”前清府学的址。
书院,在彼时可以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到处都有的学堂官称。我见到胡适的一份回忆:说在某国代表北大参加一个会议,北大因建校不足百年,他因而不能列坐主席台上。回思北大前身乃京师大学堂,再前身是前清的……那么着算,窝囊死了——台上那些头矗得葱笔一样的诸公,连北大的孙子辈都算不上。本来坐主席台的,却坐了台下!我们比他们才真是“老牌的”、“正字号”的!然而从实际社会学意义上讲,书院文化真的是老了、朽了、死了。讲四书五经,说八股文,年年代代一成不变永远如此,没有任何新陈代谢。说句极不中听的话,关在密不透风的房子里,呼吸一室几千年同样呼吸的空气包括屁,这人能不死吗?太阳落山就是落山了,死了就是死了,该死就死,循环更生,乃是好事。胡氏想得有点偏了。
整个中国的书院像是一片大竹林,平平的、齐齐的,一色一样:开花了,萎谢了,齐根死了,完了。这与书院自身的反动攸关所在,谁也救不了它。但这片大竹林中稀不棱的也留下了几株大树,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就是了。那原因也极简单,二程、朱熹、王阳明这些在学术上、功业上有所建树的名人进驻过,在这里讲学或著述过,就这么简单。也就是松柏树吧,前后庭院讲堂学所,歇山顶的房子吧。吃喝拉撒睡,不会比别的书院少,也多不出什么去。这些地方因了名人而成名地,你去看看,至今还是游兴甚佳者多多。
我们冷落了花洲,慢待了春风阁。其实,是不是这样?用范仲淹和上述的几位“名人”做一做比较,以《岳阳楼记》的知名度和人文涵盖衡量,这“冷落慢待”是明摆着的事。这事我想过,竟是这样一个结论:邓州只是个“州级”,书院相当于“县级”而已。就这个小小的原因,就居然敢慢待范公!你去看看湖南的岳阳楼吧,看他们是怎样显摆张扬,《岳阳楼记》不是在岳阳楼上写的,湖南游子把栏杆拍遍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以“县级”而轻慢,以省学而高看,是否有点趋炎附势了?我这当然是批评。批评的是清代直到当代学界、文物界的诸贤长者——所有那些书院,包括岳麓、嵩阳,等等,其实“功能”早已丧失。唯有春风阁,九百余年春风年年应命而至,百花洲岁岁花树如织。由“县学”而“一中”九百余年香烟不断,缭绕豫之西南,洵是人文奇观,这实是范公余德所泽呢。
范公祠、百花洲、春风阁,这几处胜地现在政府已大规模修葺峥嵘,“增其旧制”,花繁树茂、修竹长林渐起。范公修书为《岳阳楼记》的堂奥亦宛然隐于荷塘云树掩映之中。作为一个旧学生,心中实有不能言表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