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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为他服务。有时，是我把他逼进更深的层次，激起他内心的冲突。这时，如果我走开了，事情就会很糟糕。他最恨我走开。而我则会这么告诉他：“你把我当作一个‘解剖兔子’的科学家。我成了你的‘试验品’。”

1913—1914年（2）

我们想再去意大利走走。

第二年冬天，我们在靠近莱里西的地方找了一座名叫“菲谢利诺”的小别墅。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更有南方风味的意大利，像吉普赛人那样在那儿小住了一个时期。这一切总是更富有探险性。

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到处都是橄榄树和各式各样的蔬菜。这片土地缓缓地伸向海湾。我们常常在海湾洗澡。那里还有一条平底船，劳伦斯喜欢坐着这条船，乘风破浪驶向大海。这时，我总是呆在岸上望着他，像一只在孵小鸡的母鸡，嘴里还一个劲地嚷嚷：“如果你成不了真正的诗人，就在那儿淹死吧。”

雪莱就是在不远的地方淹死的。在高高的岩石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吊床里，欣赏那些漂亮的红帆船里的渔民，还有那些从斯培西亚来的潜艇。我们雇了一个女佣人，叫艾丽德，她照顾我们的生活，也很忠爱我们。她的母亲弗丽丝也常常到我们这儿来。她们对我们非常忠实，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市场替我们买价廉物美的东西，对我们绝对地负责任。艾丽德感到悲哀的就是劳伦斯有时会穿着旧衣服出门。这时，她会飞快地追上去，递给他一件外衣，“穿上，洛伦佐，穿上，洛伦佐。”逼迫他穿上。这一点就是我也做不到……当我在圣诞节带她在斯培西亚买东西时，她对我殷勤备至，仿佛她是在侍奉意大利的皇后，这实在使我懊恼不堪。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有一次，我们在沃特菲尔德家观赏他们漂亮的古城堡“沃拉”。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间硕大的屋子里。屋子之大，简直让人感到可怕。相形之下，我们的两张床显得那么渺小，我们只得将它们拼起来，以便在偌大的空间里造成一个较大的位置……那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地方。城堡高居于马革拉河之上，河水怀抱着城堡，在下面缓缓地流去……宽阔的城墙上，长满了盛开的鲜花，形成一种但丁式的黎明，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菲谢利诺别墅只有三间小屋子，一个厨房。我竭尽全力想把它搞得尽可能舒适。其实，我怎么做都关系不大，因为我们差不多整天都不在家，在外面用餐，长时间地散步，只有当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屋里，在楼下生个火炉。我相信我和劳伦斯的主要契约永远是对生活的向往。在我们看来，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大是小，都有其自身的魅力。

但我们也遭到一些沉重的打击。纽约的米切尔？肯尼迪替美国买了几册《儿子与情人》，给我们寄来了二十五英镑的支票。当时我手头正好缺钱，劳伦斯便对我说，“这钱你就留着用吧。”我把支票拿到斯培西亚的一家银行兑现，可他们对我说，支票上的日期是涂改过的，必须退回纽约重开。支票退了回去，可一直没有再寄回来。就这样，十二年里劳伦斯没有就《儿子与情人》拿到美国的一分钱。这种吝啬使得劳伦斯终日默默地生气——其实，这种事还是不去想的好，忘掉算了。既然无能为力，又何必去为此而耗费精力呢？可我在当时却像个傻子，因为自己感到了失望而大谈特谈这事儿。后来，我们又碰上了不少这类令人沮丧的事。尽管他的工作风险很大，可他还是接受了十分微弱的经济地位，而我想，我之所以能受到他的赏识，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希望发财、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我这个人实在不善于交际，而且，我也喜欢受穷，根本不想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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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3）

在斯培西亚海湾周围有不少别墅，我们在那儿碰到了不少那儿的主人，英国人或美国人。这些人大多很友好，可我对劳伦斯说，“我不喜欢说假话。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结婚，也许，当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不再会喜欢我们了。”

有那么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漂亮小姐亨廷顿，就为此而十分忧伤。“我很喜欢你们两个，”她后来写信对我们说，“我自己觉得你们很不错。可我不得不对你们说：我相信你们错了，你们在一起生活是一个错误，一种罪孽。”她是那么地忧伤以致我都替她难过起来，因为她本人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可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而我还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地接受了我自己，因为在我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直至今天我还不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价值，整个社会游戏又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社会标准从来都是不存在的，社会游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菲谢利诺度过的那个冬天非常愉快。其间，劳伦斯写了《虹》。当时书名暂定为《姐妹们》。记得当时加尼特读了《虹》的手稿，对它不那么欣赏。为此，劳伦斯十分沮丧，认为加尼特没能跟上他的思路。我对他说：“你是在打破旧的标准，开创新的天地。”有人说我毁了劳伦斯的天才，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

劳伦斯总是那么忙忙碌碌，他教了我不少歌，我们在傍晚时分一起歌唱。他喜欢我嘹亮的嗓子。他自己唱起来声音很轻，但是，他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以一种令人赞叹不已的方法绝妙地传达了歌的音乐和精神。

我们也在一起绘画。他作画时是那么地专心致志。用嘴舔一下笔，迅捷地画在纸上，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之中，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漫不经心地瞎涂一气，纯粹开开心而已。

我还记得我们的钢琴从斯培西亚运到那天的情景。大海上飘来一叶小舟，在海岬周围起伏波动。三个意大利人惊慌失措，生怕弄翻了船，把钢琴沉入海底。我们对此不无同情，因为那情景确实十分危险。最后，他们终于将钢琴搬上了海滩，把它抬到了我们住的别墅里。一路抬还一路欢快地喊叫着。

圣诞节来了。艾丽德家里来了一大帮亲戚，大约有十二三个。晚上，他们和我们一起唱歌，显得十分舒坦自在。艾丽德的老母亲用古老的对唱形式唱起了法国民谣。英俊的路易吉也来了，他那从树上摘橄榄的动作实在引人入胜。还有那位爱恋上路易吉的姑娘马埃斯特罗。糟糕的是姑娘门第略高一级，而小伙子并不喜欢马埃斯特罗。我不知道他们最终结合了没有，但我知道悲剧总是不断出现的。悲剧就像顽症，时时缠住我们不放。我们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法则，我们得为此而付出代价。然而，世上还有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这些凡人是不允许得到太多的幸福的。我和劳伦斯在当时似乎已超越了人类幸福的尺度。据我所知，年轻时期的劳伦斯本可以十分幸福，那时，战争尚未摧毁他对人类文明的信仰。他有一种对同胞的深沉而自然的爱……可看到的却是他们的死气沉沉，他们机械式呆板的灵魂。

我曾经问劳伦斯：“什么是文明？这个人为的、我无法理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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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4）

他回答说：“文明就像一棵从某一人种里长出来的树。它生长，开花，然后就势必要死去。”有时候，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劳伦斯是英国文明这棵大树上最后绽出来的一枝绿芽。不管怎么说，无论英国文明是否已经没落，我总还是希望它不要死亡。劳伦斯是英国文明的最后一枝新芽。如今，它已茁壮成长，刺破青天。

他总是那么绝对，那么不可置疑。“从长远的观点看，人们是不会忽视我的。”他常常咬紧牙关愤愤地说，“尽管他们极想避开我，但他们终究做不到。”我想，事实也确实如此。

生命如此机械地延续着，它的发动机轰鸣声和其他噪声越来越意义匮乏，所有的生存意义都被淹没了。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聆听那些真正能够振奋生活的声音。我们对生活，对真正生活的感觉已经萎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