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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赶上一份好差事，我们八个人得去守卫一个村子，那里因为被轰击得太猛烈，已经被放弃了。

我们特别要去照看那个军粮库，因为那里还没有搬空。我们自己的给养也得从那个库里去领取。干这个勤务，我们这几个人正合适，卡钦斯基、克罗普、缪勒、加登、勒尔、德特林，我们这一帮子人统统都在。尽管海伊已经死了。可是我们大家，运气还是很好，所有别的部队，伤亡都比我们多。

我们挑了一个用混凝土加固的地窖作为掩蔽壕，有台阶从上面通到下面。入口处另外有一道混凝土墙作为防护。

现在，我们进行了很多准备。这还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舒展一下双腿，而且还可以舒展心灵。对这样的机会，我们都充分加以利用，因为我们的处境太绝望，也不允许长久地多愁善感。只是在情况并不十分糟糕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然而，除了实事求是之外，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实事求是到这样的程度，每当战前的一个思绪偶尔闯进头脑里来的时候，我往往会战栗起来。不过，持续的时间是不长的。

我们必须把情况尽量看得轻松一些。因此我们总是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让无聊的废话直接、紧密、无间地跟恐惧依傍在一起。别的可能是没有的，那是我们用以激励自己的办法。于是我们热情地着手工作，来创造一种田园生活，当然是一种吃啊睡啊的田园生活。小木房里起初铺的是垫褥，那是我们从几间屋子里拖过来的。就算是一个士兵的屁股，也喜欢坐得柔软一些。只有房间中央，留着一块空地。于是我们就设法弄来了毛毯和鸭绒被，豪华的柔软的东西。村子里，样样东西都有的是。克罗普和我还找到一张拆得开的桃花心木床，有着一顶蓝色的绸帐和一条带花边的罩单。把它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像猴子一般流着大汗，但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这样一件东西放过啊，不用说，在一两天之内它也准会被打得粉碎的。

卡钦斯基和我到几所房子里去稍稍巡逻了一下。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十二只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蓦然间，客厅里轰的一声，一只铁炉子穿进墙壁，越过我们，在离开我们一米的地方，又从后面一堵墙壁里蹿了出去。两个窟窿。原来它是从对面一所房子里飞过来的，那里正巧中了一发炮弹。“畜生！”卡钦斯基龇牙咧嘴地笑道，我们继续进行着搜索。猛然间，我们竖起耳朵倾听，抢步穿行过去。一下子我们着了魔似的呆住了：在一个小小的猪圈里，竟然还有两只活生生的小猪在跑来跑去。我们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点不假，它们仍然在那里呢。我们一把将它们捉住，毫无疑问，是两只地地道道的小猪。

这就可以做一顿出色的饭菜了。离我们的掩蔽壕大约五十步路，有一所小小的房子，原来是军官的住所。厨房里有一只巨大的炉灶，带着两个格栅，还有锅啊、罐啊、壶啊这些东西。样样都有，甚至在棚屋里还放着一大堆劈成细片的木柴，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懒汉乐园咧。

我们中有两个人一个上午都在田野里寻找马铃薯、胡萝卜和青豌豆。我们相当骄矜，对军粮库里的罐头觉得毫无兴趣，我们要的是新鲜蔬菜。在餐室里，早已有两棵花椰菜搁在那里了。两头小猪都给宰了。是卡钦斯基动手干的。和烤肉配在一起，我们想做些油炸马铃薯饼。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刨马铃薯的刨子。不过，这个困难很快就解决了。我们用一根钉子在一个罐头盖子上打了好多洞眼，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刨子。三个人戴上了厚厚的手套，为了使用刨子时可以保护手指，另外两个人削马铃薯皮，一下子大家就这样干起来了。

卡钦斯基负责处理猪肉、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还加了点白酱汁。我负责油炸马铃薯饼，一次四个。过了十分钟，我发现这样一个窍门，把平底锅甩动一下，让一面已经炸好的马铃薯饼往上一抛，在空中翻了个身，落下来时又用锅子接住。小猪是整只烤的。我们大家围住它们站着，仿佛就在祭坛前面一般。

同时我们还招待了客人，有两个无线电报务员，被慷慨地邀请来吃饭。他们坐在客厅里，那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一个弹琴，一个唱《威悉河[23]上》。他唱得很有感情，不过带着相当多的萨克森口音。尽管如此，当我们站在炉灶旁边准备着佳肴美馔的时候，它还是使我们深受感动的。

随后我们逐渐发觉，我们就要招来麻烦了。侦察气球已经找出了我们烟囱里的炊烟的方位，炮弹开始朝我们发射过来。它们都是那种该死的小玩意儿，打在地上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洞，散开去的时候那个范围可很广，离地又很近。它们接二连三地掉在我们的四周，距离越来越近了，可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吃的东西撇下不管啊。那一批家伙继续在发射。有两三块弹片，打厨房窗子的顶上呼呼地穿过去。小猪我们已经烤好。但是要炸那点马铃薯饼，这会儿就难了。轰击来得那么紧密，弹片越来越频繁地打在厨房的墙上，随后从窗子里钻进来。每当我听到有样东西在呼呼地飞过来的时候，我就拿着煎锅和炸饼弯一下膝盖，蹲伏在窗子旁边的墙底下。随后我又马上直起身来，继续炸我的马铃薯饼。

那两个萨克森人停止演唱了，一块弹片扎进了钢琴。后来，我们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便组织大家把东西运回掩蔽壕去。在下一次轰击过后，两个人带着几罐蔬菜，冲过五十米，到了掩蔽壕里。我们看到他们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又是一次爆炸。大家都蹲了下去，随后又有两个人往那儿奔跑，各人带着一大壶最高级的咖啡，在下一次轰击以前到达了掩蔽壕。

随后，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抓起那件杰作：盛在一只大平底锅里的两头棕黄色的烤小猪。一声呼啸，一弯膝盖，他们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要煎好那最后的四个油炸饼。有两回，我不得不趴到了地上，可我毕竟多煎了四个饼，而那正是我最最爱吃的。

于是我抓住那只高高堆着油炸饼的盘子，紧紧地贴在房门背后。嘘嘘地响了一阵，啪啪地爆了几下，我把盘子用双手抱住，压在胸口，飞也似的直奔过去。差不多快要赶到了，忽然有个呼呼的声音越来越响，于是我像一头鹿一样撒腿狂奔，掠过水泥墙，炮弹碎片溅在那道墙上，我在地窖的台阶上摔倒了，臂肘也被擦伤，可是我一个油炸饼也没有丢失，连盘子也没有破。

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这顿饭一直吃到六点。咖啡，我们喝到七点半，是军粮库里那种给军官喝的咖啡，还抽军官抽的雪茄和纸烟，也是从军粮库里弄来的。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大约十点光景，我们把小猪的骨头抛到了门外。随后是干邑白兰地酒和朗姆酒，也都是从那个上帝保佑的军粮库里弄来的，接着又抽了那种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加登认为，眼下只少一样东西：军妓院里的姑娘。

到了深夜，我们听见了喵喵的叫声。一只小灰猫蹲在入口的地方。我们便把它逗引进来，还拿了点东西给它吃。这一下又把我们自己的食欲引起来了。我们嘴里还在嚼着，就躺下来睡了。

可是，那一夜过得很糟糕。我们吃的油脂太多了。新鲜的小猪使肠胃很不好受。掩蔽壕里不断地有人在进进出出。总有这么两三个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还在咒骂。我自己一共出去了九次。清早四点钟左右，我们创造了一个纪录：所有十一个人，卫兵和客人，统统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着的房子看上去像是一个个火炬。炮弹轰隆隆地飞过去，又哗啦啦地落下来。运送弹药的车队在大街上疾驰着。街道一边，那个军粮库被炸开了。于是那些车队的驾驶员，不顾满天纷飞的弹片，一窝蜂拥进去抢面包。我们也就乖乖地随他们的便。要是我们吭上一声，多半会挨他们一顿毒打。所以我们采取另外的办法。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卫兵，因而了解里面的情况，我们弄来了罐头食品，拿去交换我们缺少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不了好久，这一切反正都会被炸得粉碎的。我们自己从库房里拿了一点巧克力，分成一块一块地吃着。卡钦斯基说，这对吃坏了的肚子有好处。

就这样吃啊，喝啊，闲游浪荡啊，过了差不多有十四天。没有人来干扰我们。这个村子在炮火底下逐渐消失，而我们却过着快乐的生活。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依然存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巴不得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已经变得过分讲究了，他雪茄只抽半支就扔掉。他趾高气扬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习惯。而卡钦斯基，他是精神最饱满的。每天清早，他的第一声叫唤总是：“埃米尔，把鱼子酱和咖啡送进来。”我们都摆出一副十分高贵的气派，人人都把别人当作是自己的勤务兵，使唤他，命令他。“克罗普，我脚底有点发痒，赶快把那虱子捉掉。”勒尔说道，便像一个女演员那样朝他伸出一条腿去，克罗普就把这条腿抓住了将他拖上台阶。“加登！”“什么事？”“稍息，加登；此外，不要说‘什么事’，要说‘是，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就用歌德的《格兹·冯·伯利琴根》[24]这部剧里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来回答他，这句话他往往能够脱口而出。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调回去的命令。快乐的日子过去了。有两辆很大的汽车把我们运走。那车上高高堆着许多薄木板。可是克罗普和我还是把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床，连同一顶蓝色的绸帐、垫褥和两条带花边的罩单统统装在那顶上。床头后面还放上一袋最好的食品。我们不时摸进里头去，那些硬邦邦的火腿香肠，一罐罐的肝浆灌肠，一听听的罐头食物，一箱箱的纸烟，使我们心花怒放。每个人都随身带了满满一袋。

克罗普和我另外又抢救出来了两把红色的大靠背椅。它们就放在那张大床里面，我们伸开四肢坐在那上头，仿佛坐在包厢里似的。床帐的绸子在我们的头顶上给吹得鼓了起来，如同一顶华盖。每个人的嘴里都衔着一根长长的雪茄。就这样，我们居高临下地观看着这一带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