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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了耆那教徒。她父亲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她用流利的唱歌似的语调——若她能控制自己口吃的话，这种流利的语调她本该在生活于父母的安全保护下的时候就使用——耐心地告诉他。耆那教相对来说是印度宗教的小派别——他能接受这种事实。但他不清楚梅丽的宗教活动是否很特别或是别出心裁，她甚至会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戴面罩是为了在呼吸时不伤害空气中的微生物，不洗澡是因为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寄生虫。她不清洗，说是“不伤害水”。天黑后，她不到处乱走，甚至在自己房间里也一样，害怕踩坏活物。她解释道，每种形式的物体里都有灵魂，生命形式越低级，禁锢在里面的灵魂的痛苦就越剧烈。要超越物质世界、达到她所描绘的“自我永恒不朽的福地”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她虔诚崇拜的“完美的灵魂”。人们要达到这种完美只有通过苦行僧式的严于律己和自我否定，遵循阿西穆沙[47]或者叫非暴力主义的教义。

她将摘录的五条“戒律”打印在卡片上，贴在窄小的泡沫橡胶简易床旁的墙壁上方，地板从未打扫过。她就睡在这里，房间里空空如也只在角落里放有这床和一堆破旧衣服（她的衣服），她肯定是坐在另一个角落里随便吃一点赖以生存的东西。从她的神色很少能够看出她就住在离旧里姆洛克东部还不到五十分钟路程的范围内，倒像是在德里或加尔各答[48]，几近饿死的状态似乎不因虔诚的禁欲主义活动所致，而是作为最低种姓被人抛弃的结果，拖着不可接触者的那种瘦弱的四肢，痛苦地到处游荡。

房间很小，让人感到幽闭恐怖，甚至比少年监狱的牢房还小，他失眠的时候总想到她要是被发现，他就会到这样的地方去看她。他们从宠物医院步行到她家，先朝火车站方向走，然后转向西边，穿过通向迈卡特公路的隧道。那条隧道不过一百五十英尺长，但人们得锁好车门才敢经过。没有路灯，人行道上到处是破烂家具、啤酒罐、玻璃瓶、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脚下还有车牌照，这地方十年没人打扫过，也许从来就没打扫过。他每走一步，碎玻璃都在鞋子下面嘎吱嘎吱响。一只酒吧间用过的便桶搁在人行道中间，来自哪里?谁弄来的?还有一条绕成一团的男裤，真龌龊。是谁的?他出什么事了?就算看见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瑞典佬也不会惊讶。一个垃圾袋挡住他们的路，黑色塑料袋上面打了结。里面装的什么?大得可以装进一具死尸。还有一些物体，活着的东西，蓬头垢面的人影在窜动，相貌凶险的家伙就躲在身后的暗处。黑色的横梁上面传来火车的噪音——进站时的车轮声。五六百列火车每天从头顶上轧过去。

要到梅丽住在迈卡特公路旁边的出租房，你不得不穿过这隧道，这不仅在纽瓦克，而且和全世界任意一条隧道一样危险。

他们步行去的，她不愿和他坐车。“我只走路，爸爸，我不坐机动车。”他只好将车停在铁路大街，任凭过路的人们去偷。他陪着她走了十分钟才到她家，这段路开始的那十步就足以让他泪流满面，幸亏他不住地对自己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不能放她走。”要是不抓住她的手一起走的话，他也做不到。在一起穿过那可怕的地下通道时，他提醒自己，“这是她的手，梅丽的手，除了她的手，其他都不重要。”他真想哭，在六七岁时她最爱玩陆战队员游戏，要么是他对她喊或她对他喊，“注意！立正！稍息！”她喜欢和他演练——“向前—走！向左转—走！向后转—走！向右四十五度—走！”她喜欢和他一起做陆战队体操——“小伙子们，上甲板！”她爱称地面为“甲板”、他们的卫生间为“船头”、她的床为“卧铺”、多恩的食物为“军粮”，但她最喜欢的是在穿过牧场时，为他数帕里什岛的行军节拍——骑在他的肩头——去寻找妈妈的牛群。“拜哟勒、拉、勒、拉、勒、拉哟勒。勒、拉、勒……”而且一点也不口吃。他们玩陆战队员游戏时，她一个字都不口吃。

她的房间在一楼，这房子在一百年以前大概是寄宿公寓，还不错，是座人们喜欢的寄宿公寓，客厅地面是褐色砂石，上面是砖墙，带弯曲的铸铁栏杆的铺砖楼梯通向上面两个房间的门口。这房子现在破旧不堪，被废弃在狭窄的小街上。这里剩下的还有另外两幢房子。难以置信的是，两棵旧里姆洛克悬铃树还保留下来。这房子被夹在废弃的仓库房和疯长的草丛之间，大块的锈铁件、机械残片散落在乱草丛中。

房门上边的山墙已没有了，檐口也被人拨拉下来，悄悄偷运到纽约某家古董店卖掉。纽瓦克到处如此，最古老的建筑物上的装饰石头檐口——就是四层楼高的檐口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车载升降机摘走了，用十万美元一件的设备干的。警察在睡大觉，也许早被贿赂。谁干也没人阻止，也不去管谁为赚点小钱就开来了车载升降机。埃塞克斯旧城区带火鸡装饰的中楣在华盛顿和林登[49]都有市场，赤陶土的中楣和巨大的满装花果、象征丰饶的羊角装饰——被人偷走。房屋着火，中楣一夜之间就没影了。黑人大教堂（贝瑟尼洗礼大教堂关闭后后用木板封门，还是遭到抢掠、受到威胁，威克里夫长老会教堂被大火严重毁坏）——檐口被盗。甚至有人居住的房屋、还未倒塌的建筑物，铝制排水管也被偷走。水槽、落水管、排水管无一幸免。人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都没了，顺手牵羊，拿了就走。倒闭的工厂里的铜管被人拉出来卖掉。不管哪里，只要窗户没有了，门被封起来，马上就暗示人们，“进来吧，剥掉它，剩下什么，剥掉什么，偷走，卖掉。”剥下来的东西——就是食物链。开车路过时，看见有牌子写着此房出售就是说，什么也没有，没有可卖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被团伙用车偷走，被那些推着购物车满街乱窜的人偷走，被单独行事的盗贼偷走。这些人急红了眼，他们拿走一切。他们“拾破烂”，就像鲨鱼进食一般。

“如果一块砖还在另一块上面，”他父亲喊叫道，“他们马上就会想到灰泥也许有用，他们会推倒砖头、取走它。为什么不?灰泥！塞莫尔，这城市不是一座城市了——是具死尸！走吧！”

梅丽住的这条街是用砖铺就的，完整无损的砖铺的街道在全城已不到十二条了。最后一条鹅卵石街道，那条非常漂亮的老街，也在暴乱后大约三个星期被人偷光了。那里毁坏得最严重。瓦砾上还在冒烟，郊区的一个开发商夜里一点钟就领着人来了。他们开来三辆卡车，大约有二十人，夜里悄悄干的，没有警察打搅他们。这些人从狭窄的小巷挖起鹅卵石，把它们运走。小巷就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的斜角上。瑞典佬第二天早晨来上班时，发现街道没有了。

“他们现在偷起街道来了?”他父亲问道。“纽瓦克连街道都保不住吗?塞莫尔，赶快走吧！”他父亲已经变成一种理智的声音。

梅丽住的这条街只有几百英尺长，被挤压在迈卡特公路——这里昼夜都有载重货车高速行驶——和穆尔贝利大街的遗址之间的三角地带。瑞典佬还记得最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穆尔贝利大街是一处唐人街的贫民窟。那时候，在纽瓦克的利沃夫一家，杰里、塞莫尔、妈妈、爸爸，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鱼贯而上地由狭窄的楼梯到一个家庭饭店吃中国餐，然后开车回到克尔街的家中。他父亲总会给孩子们讲有关穆尔贝利大街过去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帮派战争”。

那是过去岁月的故事。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故事了，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退色的、浸过水的床垫，像连环漫画中的醉鬼靠在电线杆上懒散地坐着。电线杆上还有一个标识指明你在哪个角落。就这些啦。

从她的屋顶望过去，他能看到半英里外商业化的纽瓦克的天际，那几个熟悉的、令人欣慰的字，英语中最能给人保障的字，从装饰得优美华丽的峭壁瀑布般飘落下来，那里曾是嘈杂的市区的中心——十层楼高、白色醒目的巨型大字，标志着金融的信心和机构的永恒，以及城市的进步、机遇和骄傲。你只有乘坐喷气式客机从北边飞到国际机场降落时，才能看见这几个坚不可摧的大字：第一忠诚银行。

剩下的就只有它了，那句谎言。第一，最后，最后忠诚银行。从下面，从他女儿现在住的地方，哥伦比亚和格林大街转角上——他女儿住的这地方甚至比她新来美国的曾祖父的还要糟，尽管他们刚上岸，就住在王子街的出租房——你可以看见一块巨大的告示牌用于掩盖真相。这种标志只有疯子才相信，神话传说的标志。

三代人啊，他们渐渐衰老，工作、存钱、成功。在美国到处都兴高采烈的三代人，逐渐融入一个民族的三代人。现在到了第四代，一切却化为泡影。他们的世界被彻底毁灭。

她的房间没有窗户，只在门上方有个狭小的气窗对着光线暗淡的走廊，被岁月侵蚀的石膏墙对面是一个二十英尺长的小便池。他走进房子的时候就想用拳头砸它个稀烂，再闻闻它的气味。走廊通到外面街上。经过的那道门既没有锁，也没有门把，门框里连玻璃也没有。在她房间里，他没有看见水龙头或暖气片，想像不出她的卫生间像什么样子或在哪里。他暗自想道，走廊也许就派那种用场。她用，也方便那些从走廊钻进来或下面穆尔贝利大街上来的流浪汉。她本该比这生活得好些，好得多，哪怕只是多恩所养的一头牛。在牛棚里，在气候最恶劣的时候，牛群还可以挤在一起，靠相互身体的接触取暖。冬天它们长出粗糙的皮毛，梅丽的母亲甚至在雨雪天，在天寒地冻时，早晨六点前就起来给它们喂草。他认为在冬天那些牛并不像那么不幸。他还想到他们称为“废物”的那两头牲口，多恩退休的巨兽康特和老母马萨利。按人的岁数讲，它们已经到了七十或七十五岁。它们上了年纪后才发现对方，然后再也不愿分开——谁要走开，另一个准会跟随，做什么事都在一起，这让它们活得很好，很幸福。看见它们每天的日程和所过的美妙生活真让人向往。不由想起晴朗的日子里它们在阳光下舒展四肢晒得暖洋洋的。他想到，她要是变成动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