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史密斯分道扬镳。不,我并没有背叛我过去的信念,只是远离了政治漩祸。我含着眼泪坐在《哈姆雷特》空了半场的观众席上(狂热的学生们这时都去参加政治集会或安普尔福思的音乐会,更何况,当时是夏天)。我坐在那里,心里盘算着等暴风雨过去之后,我什么都不干,只搞戏剧。因为只有戏剧最有意义。我将把莎士比亚、本·琼森和萧伯纳的戏剧搬上舞台,他们的作品是永恒的。的确,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只要一个制度可以让《哈姆雷特》顺利公演,不会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联想到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个制度就不再可怕。[1]当时我已经——无论是在核心党内,还是在精神保卫局里——看到了那些想从老大哥的暴政迷幻中挣脱出来、想要建立一个良好体制的力量。我承认并相信,我站在同一面年轻、革命、曾引导我与暴政作斗争的旗帜下:我是温和派!不能用狂热对付狂热,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因为那样我们会陷入一个魔圈里。今天,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寻找冲突。想来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策略,尽管史密斯当时并不想看到这一点。
[1]虽与原文无关,但我还是想说:我之所以没能涨工资,就是因为所有人参加了上司的生日晚会,只有我以生病为由没有露面。当时上司写的关于大洋国经济生活的新书刚刚出版。拍马屁的同事热热闹闹地祝贺他,上司——充满快感地——亲自在自己的烂书上为他们签名。我真想杀了他!——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