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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第1页）

在“星期一俱乐部之夜”，赛麦尤其活跃:他当众取笑“新话”和“双重思想”，而在老大哥统治时期，他曾是“新话”和“双重思想”的语言专家。用恶作剧式的解析，几乎让人们忘了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格外投入、十分享受地充当党的术语与哲学的代表:那种劲头跟他现在贬损它们并无二致。甚至老大哥的整个体制只不过是歪打正着地让他罕见的思维能力得以闪烁发光。他擅长即兴发挥;假如他在不能为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想法在当时官方的英社思想宝库中找到一句适合引用的语录时，就干脆自己编造一句。从他的两片嘴唇里，总能劈头盖脸、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无从考证的数据、事例与历史。讲话的时候，他总用右手捏着眼镜，打着手势。一旦被人发现销误或造假的话，他就立刻戴上眼镜（他常说，“这副眼镜是精神盾牌”），一脸不屑地解释说:“我们引用的东西本身是否站得住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推动支撑我们的思想过程。”针对作为官方哲学——双重哲学的原始诡辩，赛麦提出了“错观系”的理论，即“错误观点体系论”。他在题为“我们能不能谈一谈老大哥主义?”的天才讲演中，用了一句后来变成格言了的短句来表述新时期多产的怀疑论:“我错故我在。”

历史学家派逊斯，曾经是一位体育健将，可是他被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完全变成了一具骷髅。他关于英国过去的讲演十分风趣。他高度焦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用心电图般的字母写着提醒自己的重要数据。尽管他讲话的时候支支吾吾，结结巴巴，而且不时地轻咳，但他的论述却深入浅出，扣人心弦。没有人相信这位看上去面容僵硬、反应迟钝的人，居然能对国家的历史作出如此精辟入微的阐析，居然会有那么多针对听众、针对今天的令人茅塞顿开的精彩想法。比方说，当他讲述白玫瑰和红玫瑰战争，。每个人想到的则是60年代我们自己也大多经过的恐怖内战。当他谴责查理一世暴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一个后来的年代……通过他的讲述，历史，哪怕是最恐怖的历史，都让我们听得出神入化，似乎我们的想像力完全可以在英国中世纪的岁月里信马由缰，就像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年代里。有人将这些历史讲座统称为“走进历史的集体郊游”尽管想出这个题目的人可能对由党支部组织的每个人必须参加的集体郊游深恶痛绝。

经济学家维特斯的讲演也很有意思。他既不是赛麦那样妙语连珠的讲演者，也不像派逊斯那样剖析入微。他奉行的美德是轻松愉悦。他在介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时，总是离题千里，用辛辣的口吻讲奇闻轶事，讲老大哥统治下的黑市，讲他如何给“流动森林”（即海军）的军官团供给香烟，讲他们作为回报，如何帮助他跟欧亚国敌人进行走私贸易。这些故事不仅听众听得过瘾，他白己讲得也很过瘾，以至于经常忘了回到讲演的主题。因此，劳动价值理论在听众的脑子里没能留下多少印记，而维特斯讲的奇闻轶事则在几十年后仍口口相传，直到在形式上变得面目全非。[1]

今天，作为一位老人，我已经可以坦率地承认，那些星期一的聚会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种诱惑力。在一个又一个的“星期一俱乐部”的活动结束后，我大多是跟那些年轻、热烈的女孩或蓬勃发展的改革建动的积极分子一起离开咖啡馆。这些关系处得不深，在让人愉悦。并不只是我为我们的成功感到骄做:驼背的赛麦、平足的维特斯和走路弯腰的派逊斯也都无力抵挡女孩们的围攻。之所以这样，并不仅因为我们在几十年的感情淡漠和性压抑之后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而且还出于政治原因:这些暂时性关系让我们更受欢迎;证明新时期的人确实有自己的私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为新的行为方式树立了样板。比方说，我喜欢在公共场合亲吻情人的左耳垂，用这种方式向她们示爱。这种私密的问候方式，我首先是在我的女朋友C。Th身上演习的。[2]耳吻如同瘟疫一样在伦敦的知识分子圈里迅速传播，甚至有人说，它在精保局和核心党的秘密狂欢上也很流行，作为一种别出心裁、撩拨欲望的温柔调情。

后来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裘莉亚对我的这些关系恶言诋毀。其实，当时我真的认为:我们分手，对我们两个都好。我真的很高兴，在那几个月里，她能从诗人大卫·安普尔福思那里找到慰藉。这个——我必须承认——说明她很有品位。身材瘦高、孩子气的大卫，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他。

[1]请看，《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拿它们开心……》（关于80年代初的笑话、软事和民间玩笑），开心出版社，伦敦，1998年。——历史学家批注

[2]C·Th。，即性格开朗的塞西莉亚·汤姆森，精神保卫局的中尉。官方的大洋国党史里介绍她说，“她在血腥的无政府主义形成阶段打进敌人内部，用特殊的手段为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默默的英雄》，伦敦，l997年）——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