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说真是太客气了,”对方诚恳地说,“说实在的,我很感谢你把他赶走了。他真的需要请假好好休息一阵子,这个可怜的家伙。当然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你真好。”我高兴地说。然后,这位中年男人以在病床上所能展现的最大优雅向我颌首致意。在我们互换了必要的礼节之后,我便开始问诊了。
我谨慎地问了第一个问题:“你不舒服多长时间了?”我这样问,就是为了避免让他看出我的委托人在临走前没有向我交代他的病情。
“差不多一星期了,”他痛苦地回答,“那个邮车是一辆漠孙双轮马车,我就是在法院对面被它撞倒在路中央的。当然,这起事故是我不对,因为车夫这样说的——我想他一定不会弄错。”
“伤势严重吗?”我急切地问。
“还好,只是我的膝盖有一块很大的淤青,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你也知道,我现在年纪大了,禁不起这种撞击。”
“换了谁都受不了的。”我安慰他说。
“是的,但是我想二十岁的人应该比五十五岁的人耐摔。总之,现在膝盖好多了,你一会儿检查的时候就知道了;而且你也能看出来,我已经尽量不移动它了。但这并不是最麻烦、最糟糕的事情,关键是我的脾气因此变得十分暴躁,很容易发怒,有时还像猫一样敏感,所以晚上也休息不好。”
这时我想到刚刚和他握手时,他颤抖的手。可他看上去并不像酗酒的人,但是——“你经常抽烟吗?”我委婉地问道。
伯林汉先生诡异地望着我,没有回答,最后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真是一个高明的问法,我亲爱的医生,”他笑着说,“但是不,我不是经常抽烟,请相信我,这是实话。我想你是注意到了我颤抖的手,但是没关系,我并不介意。当医生的本来就要时刻睁大眼睛观察嘛!平时我拄拐的时候就很稳;但是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它就像软软的果冻一样,不仅抖而且没有力气。而且刚才,我的确同一个人进行了一番不愉快的谈话……”
“拜克里医生,”伯林汉小姐打断了父亲的话,“其实,街坊四邻都听到了。”
这时,伯林汉先生不好意思地大笑起来,说:“我想我的脾气真的很坏,可是,我本来就是一个爱冲动的老头儿。医生,每当我发脾气时,总是有话直说,有些莽撞。”
“而且你的嗓门特别大,”他的女儿补充道,“你是不知道,当时拜克里医生在门外被逼得不得不把耳朵捂住。”说着,她向我瞥了一眼,深灰色的眼珠一闪,似乎给我传递了什么暗号。
“我真的大吼大叫了吗?”伯林汉先生虽然有些疑惑,但看不出有一丝悔意,然后他补充了一句,“很抱歉,亲爱的露丝,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而且我想那个讨人厌的家伙以后也不会愿意再来了。”
“希望你以后不会这样了。”伯林汉小姐说,“拜克里医生也不会介意的。好了,我不打扰你们了。如果有事就叫我,我就在隔壁。”
伯林汉小姐微微向我鞠躬,我为她开了门,她便出去了。我回到床边坐下,继续问诊。伯林汉先生的情况属于意外事故引起的神经衰弱。至于他的旧病史,也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可伯林汉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念叨着:“知道吗,其实这起事故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现在之所以如此虚弱,是因为我的身体早已走下坡路了。在过去的两年里,我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我想我不应该用自己的私事烦你。”
“不,只要你不介意,只要与你的健康有关的事我都有兴趣知道。”我微笑着说。
“你不介意?”他大叫了一声,“你看过哪个病人在谈论自己的时候不是开开心心的?事实上,介意的人应该是那些无辜的聆听者。”
“那好,我这个聆听者不介意。”我说。
“好吧,”伯林汉先生说,“那我就自私一点,将我全部的烦恼都说给你听。平时我也很难有机会向我这个阶层的人发牢骚。但是在我说完之后,你也一定会认为我向命运之神的宣战是有道理的:就在几年前的某个晚上,睡觉前,我还是一个十分富有、境遇优越的绅士,但是就在我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乞丐。对我来说,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这种痛苦你能够体会吗?”
“是的,对谁都一样。”我赞同地说。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他继续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哥哥竟然不见了,他是我最亲近、最忠诚的朋友。他失踪了——无缘无故地从地面消失了。我想你大概听说过这件事,那时报纸上几乎天天报道。”
说到这,伯林汉先生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我的表情有了变化。而当时我确实回想起了他说的这起案子。当我走进这间屋子时,记忆中的某个角落似乎就已经蠢蠢欲动了,而他最后说的这几句话点醒了我。
“是的,”我说,“我记得报纸上刊登过这则新闻。但是,当时如果不是我的法医学讲师提起了这个案子,我想我也不会有这么深的印象。”
“的确。”伯林汉先生肯定且不安地说,“他说了些什么?”
“他担心这起案子会牵扯出许多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
“上帝啊!”伯林汉再一次大叫,“这个人简直就是先知!法律问题,说得太对了!但我敢说他一定没有想到,我被何等可怕的法律困扰着。哦,对了!你说的这位讲师叫什么名字?”
“桑戴克,”我回答说,“约翰·艾文林·桑戴克博士。”
“桑戴克,”伯林汉先生若有所思地重复着,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对了,难怪嘛!我有一个法律界的朋友叫马奇蒙,他曾跟我提到过这个人。他说桑戴克在几年前处理过一起同样离奇的失踪案,失踪者是一个叫杰佛瑞·布莱克莫的人,最终桑戴克博士十分高明地破了此案。”
“我敢说他对你的这起案子也一定颇感兴趣。”我试探地说。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回答,“但我总不能让这么一位专业高手白白浪费时间,而且我又没有钱聘请他。这样说来,我想此刻我也是在白白浪费你的时间,竟和你说这些没有意义并且令人头疼的事。”
“怎么会呢?我今早的出诊任务已经结束了,”我说,“而且你说的这些事很有意思。但我想冒昧地问一个问题,你说的法律困境是什么呢?”
“至于这一点,我想你就是在这待上一整天听我说,到夜深恐怕我都说不完。但要是简单地说就是一件事——我哥哥的遗嘱。首先,我没有权力执行这份遗嘱,因为我找不到可以证明我哥哥已经死亡的证据;另外,即使我可以执行这份遗嘱,可他的全部财产也会落到一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手上。可以说,这份遗嘱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极度荒谬的设计。就是这样,好了,你现在想看看我的膝盖吗?”
看到伯林汉先生在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时声调不断激昂,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而且脸色也开始发紫,我想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