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找到了,在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地方:密西西比大学的发电厂。虽然从晚上6 点钟连干12 小时,他还有足够时间创作。后来,他描述过在锅炉房里连续铲煤几小时,然后把手推车当桌子,伏在上面写作。其实他干的活是监工性质的。不管发电机的轰鸣声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有镇定作用,他显然觉得这份刻板的工作不无可取。他尽管还不能靠写作谋生,至少已能边写作边谋生。
一晚睡上几个小时,再加上随处稍稍打盹,便能保证必要的休息,白天还有些空闲,有时重读一遍头天晚上写的东西,有时散散步放松一下,培养所谓的“游手好闲的本事”。他关心长篇小说的销路和评论,关心对发表的短篇小说的反应,所以经常去邮政所。每天还必去探望母亲,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直到母亲——莫德小姐于1960 年去世为止,从无半句怨言。婚后不久,他便恢复每天省亲的习惯。
尽管埃斯特尔曲意奉迎,莫德小姐在媳妇面前总是冷淡而拘谨。她要她的头生儿子每天有一段时间只属她一人占有,如愿以偿。
10 月下旬,金融界的恐慌发出美国经济长时期急转直下的信号,福克纳却平静地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这次,他对自己的作为和目标一清二楚。像《圣殿》一样,他的新小说也将是部精心构思之作,不过这次志在显示自己驾驭虚构小说的本事,“在动笔以前,我说,这回写的书将决定我的成败,哪怕今后不再执笔也要写好它。”他给小说题名为《我弥留之际》。这个标题最初曾用于一篇讲弗莱姆·斯诺普斯的短篇小说。他还从最早写的讲斯诺普斯家族的故事中选用了一些人物,如亨利·阿姆斯蒂德;不过,这一次讲的是另一家族的事。
本德伦家和斯诺普斯家一样贫穷,和康普生家一样全家厮守在一起。不过,本德伦家不为雄心壮志所驱使、也不因为怕失去财势而提心吊胆。故事的焦点是母亲埃迪之死(不是失去一个姐姐凯蒂),一家人长途跋涉扶柩归葬。可以说是一个崩溃的故事:大则讲一个家庭的崩溃,失去了主心骨;小则讲这家的一个儿子达尔,在小说行将结束时精神崩溃而发疯。但这又是一个讲讽刺性地重建的故事;在最后几页上,归途中有了一位新的本德伦夫人接替死者的位子。这种双重性和小说的错综复杂的格调十分契合。历经水火的杰弗逊之行不仅荒诞不经,而且滑稽可笑,有时又壮烈、阴森。它一方面讴歌各式各样的勇气——如朱厄尔的敢作敢为、凯什勇敢地承受痛苦、达尔独自一人设法结束这场荒唐的旅行。另一方面,它把各种动机都说成不纯的,把各种勇气都说成带一点荒唐可笑。
小说以一个家庭为中心,从埃迪咽气前的一天黄昏开始,情节不断发展,直到她入土为止。整部小说中的事件,都是人人参与,甚至公开有份;诸亲好友和全家人一起观察并参加这次旅行。然而,整个情节是通过各人的意识告诉我们的:全书由14 个人物的59 段内心独白构成。虽然人人有份,感受和理解却各不相同。福克纳借不同人物把种种意识活动进行介绍或模仿,从直觉到理性到想象,从原始的到传统的到荒诞的。瓦达曼是一个迷惘的孩子的化身;在科拉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中年伪善的宗教狂;从凯什身上,仿佛听到一个匠人在谈论手艺;达尔则体现一个兼备哲人和诗人气质而心灵难以取得平衡的真知灼见者的迷惘。
应付这样庞杂繁多的内容,需要高度技巧,福克纳承认这一点,因而把《我弥留之际》称为“力作”。倒好像一开写便有意把它写成一部小说家写的小说、写成讲小说技巧的教科书似的,这是康拉德·艾肯对《喧哗与骚动》的评语。岂知福克纳在处理他所熟稔的情景和题材(虽不是熟稔的家族)时,他对技巧的驾驭更加令人难忘。《我弥留之际》和《喧哗与骚动》一样,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不称职的父母和受损害的子女的故事。
父亲安斯·本德伦一辈子要人侍候,一半是无病装病,一半是骗子,一半是寄生虫,一半是猛禽,鼓弄其如簧之舌摆布别人(不论是子女、是朋友、还是陌生人),自己则无所事事,坐享其成。埃迪比安斯有精力,不像他那么无赖,可是她愤世嫉俗到了丧失斗志的地步。她看透了自己的向往和生活所予以她的一切两者之间的差距;借用她父亲的一句格言:“活就是为死作好准备”,因此把幻灭不仅当作一种解释的工具,也当成动机。
安斯和埃迪刻下的伤痕很深。本德伦家的子女和康普生家一样,被家庭的小圈子牢牢捆在一起。凯什和达尔不与家庭以外的人往来。杜威·德尔怀孕后,让达尔“介入我和莱夫之间”。朱厄尔作出牺牲,自己买下一匹马以后又把马卖掉,为了让一家人继续前行。当然,他愿意这样做,但是,他的牺牲和凯什一样,只是为了满足母亲的自私愿望和父亲的自私需要。小说的结局是:母亲得到了自己选中的墓地,父亲得到了一个新老婆和一副新的假牙。而没有一个子女从这个把他们拴在一起的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扶持。在家庭这个圈子里,每个孩子又是一个小圈子,这些圈子貌合神离。这样,我们在这家人身上看到另一种紧张,不同于小说的强调延续的情节和强调破碎的形式之间的紧张。和整个社会一样,家庭只能约束成员、但不能维系成员。
问题出在家庭的中心上:父母治家无方,没有爱,当然也不能以礼与爱教育子女。
本德伦家的子女们受到无爱可言的管束,自然变得要么发育受阻,像凯什、杜威·德尔和瓦达曼;要么惶惑苦恼,像达尔和朱厄尔。达尔爱杜威·德尔,既有自恋的味道也有乱伦的味道。他恨朱厄尔,朱厄尔也恨他,最终发展为两人争相占有并处理母亲的遗体。朱厄尔得到母亲的遗体,乘胜追击解决了达尔。埋葬母亲以后,随即策划把达尔监禁起来。这些阴谋诡计揭穿一个事实:埃迪出世以前,孩子们早已成了孤儿。这不仅仅指婚外恋的私生子朱厄尔,不仅指安斯没当好父亲和丈夫;对这些子女来说,父母夫妻这两种最基本的伦常关系都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我们从达尔身上看到生而无母的恶果,在朱厄尔身上看到生而无父的恶果。达尔说:“我不能爱母亲,因为我没有母亲。”后来又说:“朱厄尔,你的母亲是匹马,可是你没有爸。”达尔和朱厄尔二人表现了一些显然起互补作用的特点。达尔老是为没有母亲而苦恼,变得内心丰盛,有直觉,富想象,外表柔顺,说话转弯抹角,属于福克纳小说中同阴柔之气相联系的品质。朱厄尔的父亲是个问号,因此他变得内心贫乏而理智,外表直爽、强硬、活跃,属于福克纳小说中同阳刚之气相联系的品质。通过达尔,我们看到漫无边际带来的危险,他害怕死于分崩离析;在朱厄尔身上,我们看到界限僵固的危险,不容异己,必然造成贫困。
福克纳写完《我弥留之际》,立即寄给“(哈尔)史密斯,信上告诉他,我成败在此一举。”几个月后,又声明自己是在“6 个星期内一气写成的,一字未易”。
这一声明前后两个半句都会引起误解(尤其是后半句),但是都说明一些有关此书的极其重要的情况,综合起来可以看出福克纳何以对于成功信心十足。首先,写作速度之快,1929 年10 月29 日动笔,12 月11 日写完。1930 年1 月12 日已完成修订过的打字稿。第二,虽然改过一两个名字、几行文字,用词改得多些,但是比以前任何时候改动得少,手稿十分干净,即使是一部简单而老一套的小说,这样干净的手稿也属少见;对于一部试验性质而且情节复杂的小说来说,这样整洁的手稿实在令人惊异。要改动的早就改了,许多页上只有一二处小小的改动。脱稿后的头几年中,福克纳有时过甚其词地称之为他的最佳作。后来称之为一本“周密考虑”的书,一本力作;偶尔也有贬词。但是,它不愧为他的一大杰作。虽不如《喧哗与骚动》那样富有灵气,那样动人,却表现了伟大的才思和卓绝的控制。
哈尔·史密斯行动神速,1930 年10 月6 日便出版了《我弥留之际》,距福克纳动笔不到一年。这本书和《喧哗与骚动》一样,受到的关注不小,销售量却不高。福克纳大失所望,但是什么也影响不了写作此书带给他的巨大信心。连《喧哗与骚动》也未能如此帮助他恢复写斯诺普斯一家和萨托里斯一家时的热情。各种各样的可能似乎到处皆是,对自己的整个宇宙的构想又一次强烈呈现。他说:“我明白了,不仅每一本书要有格局,艺术家的全部产品或者说创作总和也要有一个格局。”
从英国传来消息说,理查·休斯(1) 在大捧特捧福克纳。休斯主要以《牙买加的大风》闻名,成为一个十分宝贵的赞助人。休斯读了福克纳的几部作品后,说服阿诺德·本涅特(2) 为《喧哗与骚动》写书评,说服查托温德斯出版公司买下福克纳作品在英国的出版权。与休斯的宣传同时,福克纳开始了自己的攻势。
攻势以短篇小说为重点,有积压下来的多篇,也有正在写作的几篇。寄走《我弥留之际》后不到两个星期,他用一块硬纸板登记短篇小说的投稿去向,记下了第一篇寄走的日期(1930 年1 月23 日)。1930 至1931 年间,这份有条不紊的记录精确地反映了投寄的篇名、杂志和日期;退稿的篇名杠一道线,采用的则工整地勾一圆圈。从这份记录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福克纳喜欢稿酬高的杂志,如《星期六晚邮报》《斯克里布纳》和《美国信使》,虽然他也随时向其他杂志投稿。
第二,他比以前更加果断更加自信了。虽然有几个短篇,如《大亨》直到他去世时还没有刊登出来,他坚持把写出来的大都寄了出去,不因退稿而踌躇。第三,他的短篇开始刊登出来,记录上的40 来篇中有20 篇在这两年内发表。
第一炮是《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登在《论坛》1930 年4 月号上。
这是自从《两面派》以来福克纳的短篇第一次出现在重要的杂志上;《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节俭》;《美国信使》录用了《荣誉》;继之,《斯克里布纳》在5 月又刊登了《干旱》。后来福克纳开玩笑说,那无数的退稿签条就是他的学艺过程。退稿签条继续收到,但已掺杂着采用通知,有几篇还带来可观的稿费。着眼商业化而构思的作品终于也开始有收益了。像《晚邮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节俭》这么简单的故事,福克纳得到750 元稿费,比以前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还多。
英国即将出版他的作品的消息,以及短篇小说零零星星的成功大大鼓舞了福克纳,他决定购置住宅,他和埃斯特尔都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而且都希望有一座气派宏伟的房子。问题当然又是钱。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名门望族留下来的豪华旧宅要价仍然不低。福克纳想出了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他去找布赖恩特夫妇,他们有一幢南北战争以前建造的大私邸,叫作谢戈格居,但已年久失修。他们如果卖给他,他愿意把房子修葺一番。布赖恩特夫妇在1923 年继承了这所房子以及周围的几英亩土地,但是他们住在科菲维尔附近的一座精美的庄园里。谢戈格居有时有人租用,有时空关着,听其破败下去。
他们当然不愿坐视其倾圯,但也不等钱用,因此愿意连同4 英亩土地一起出售;所提条件,福克纳觉得尚能应付。房主同意他先付一笔押金,然后长期低息分期付清,将来还可以买下周围更多的土地——贝利树林。
1930 年6 月,福克纳一家从舒适的公寓迁入新居。房子坐落在一条两旁雪松耸立的蜿蜒的汽车路尽头,方向朝南,白色大圆柱的门廊,十分典雅,一派富丽堂皇的气象;但是几乎不能住人,地板塌陷,屋顶漏雨,没有电,没有水管装置。福克纳决定大加修缮,还要改装现代化设备,把创作也搁在一边了。1930 年整个夏天,他一心扑在房子上,干劲不亚于创作。有些事情,如油漆、糊墙纸、装帘子、美化庭园,埃斯特尔、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帮他做;重打屋基、翻修房顶之类的重活还得雇人干;有些活,如装电线、铺管子等等,必须请技工。但有不少活都是他亲自动手,有些则独自一个人干。
翻修工程进行了好几年。第一年夏天成绩不小。随着工程的进展,帐单越叠越厚。付清欠款将是又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福克纳舍得花时间、舍得用钱。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不仅仅是一个住所。这幢房子、特别是周围的土地,象征逝去岁月的恢复。童年时代,他在屋子周围的树林里做游戏;战后他又去树林里,先带了迪安和朋友们,后来带了一支童子军。但是他寻求的还不止是自己的童年回忆,他要找回家族的历史。在他构筑的家园里,他留出一间房间给考利奶奶。后来他在献给考利奶妈的《去吧,摩西》中追述了她对他一家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不计报酬”,特别是她给了福克纳“无限的热诚和挚爱”。福克纳需要一个佣人领班时,找回了内德·巴尼特大叔。内德大叔侍候过老上校和小上校,一直保持对家族的忠诚,珍惜家族的往昔荣华,依旧穿上长尾礼服、系绸领带,按照老规矩做事有板有眼,庄重体面。内德大叔的到来比考利奶妈更能让人猜到福克纳的追求。他和埃斯特尔快要有自己的孩子了,预产期在3 月。他希望有个女儿,打算以巴玛姑姑——老上校最钟爱的一个孩子——的名字来命名。同时,他要建立一个能令人一望而知其显赫历史的家族,也能使他自己被一致公认为这个家族的核心。福克纳的父亲当时正在建造一所紧贴大宅的小小的砖房;福克纳却在重建一座古老的大厦。恢复一座古老的庄园。他要为新家园起一个合适的名字,最后决定叫作“山楸别业”,因为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称山楸树为和平与安全的象征,是苏格兰特产,而福克纳一向把苏格兰视为他远祖的故乡。
牛津镇人大都为福克纳的小说而惋惜,但是显然赞许他整修山楸别业的愿望。
结婚成家进一步加深了初返牛津时产生的印象。1930 年9 月6 日《节俭》在《晚邮报》上发表,进一步保证了他重当牛津名流。《节俭》是一则平铺直叙的战争故事,为福克纳带来的当地人士的赞许远远超过《大理石牧神》和前几部小说的总和。
写作一些讲水仙女和牧神的诗和讲变态和白痴的长篇,是一回事;写一些能让人在美容院、理发室读的短篇,是另一回事。
再说,谁都知道《晚邮报》的稿酬高,这么一个短篇就给好几百元,到了9 月就传说这家杂志还要出福克纳的两个短篇呢!其中一篇名《殉葬》,讲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印第安人,故事很精彩。另一篇《杰姆西德院子里的蜥蜴》,写弗莱姆·斯诺普斯的故事。两篇的稿费都高达750 元,内容都是牛津镇的人所能欣赏的。
福克纳和牛津的亲善关系没能持续很久,比他以前经历过的更加艰辛的日子还在后头。但是在新的矛盾产生以前,福克纳找到另一种方式来表示自己重登社交界。
当地人上演《伊根下士》——一部讲第一次大战中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喜剧,菲尔·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