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里头,较少听到“喝酒”这个词。听乡音论家长里短,无锡话和上海话,都是“吃酒”居多。小学时拿字组词,组个“吃酒”,老师还冷脸相待,说:一,吃酒这个勾当不健康,小孩子家不该每天挂嘴上;二,酒应当是喝,饭才是吃。就像红花绿叶、蓝天青山、黄牛白羊一样,是约定俗成的句子。
实则《水浒》里头,说英雄好汉们,都是“吃酒”的,所谓“吃两碗酒”是也。按施耐庵朴素的英雄理想,北方豪杰似乎较少米饭和细点这概念,专爱筛两碗酒吃了,再大块切牛肉牛筋。武松在孟州被优待,也不过是酒后加了碗汁子。英雄好汉的心里,酒是一道饭食的灵魂。所以吃饭是小民之为,吃酒才显得上等,一下子就把人连灵魂带肉体地拔出生天了。
关于酒的复杂构造,一时间道之不尽。少年时化学老师俩字喝出真谛:乙醇。所谓酒,不过是各类植物——大麦、稻子、糯米、葡萄、甘蔗一一发酵,其中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经历温度和时间磨洗,彼此见异思迁,郎情妾意,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地重组家庭,碳氧氢们浑生一气而成乙醇,捎带氧化作用渗出些别的异味。说穿了,任何一种酒核心里的东西——酒精,都一样,不过是外面搀杂的花式味道截然不同而已。便是这一个味道不同,便分出了高下,让众生颠倒不已,产生了酒的无数差异。苏格兰人相信威士忌是和天使做交易,蒸馏掉的是被天使偷饮了;西印度群岛的人们则为了酿朗姆酒的糖蜜争执不休;据说伏特加是顶简单的了,许多作物配个蒸馏设备就能倒腾出,使几百年来俄罗斯碧眼金发美女们的魅力抵不过这味道冲劣的杯中物。村夫担肩的醪糟和橡木桶密封的陈年威士忌,就跟武大郎与西门庆一样,虽然里头是同样的灵魂,皮相迥然,口味不同,便怨不得潘金莲们态度不同了。
仪狄见夏禹治水辛苦,拿酒去献,还当稀罕物儿。可见酒在中国古代算奢侈品,得是家有余粮的人家才能私酿,等闲杨白劳般为应付苛捐头疼的农民还真不能日日饮酒。等到唐宋时候,人民安居乐业了,酒才成为可口可乐似的全民饮品,分了品级。刘姥姥在大观园里,乍饮好酒,心道“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不觉便醉了,这就属于遇到好酒着了道儿。早先冯骥才先生一个段子里说,解放前天津首善街有酒铺,没椅没桌光剩一个掌柜的坐台,给俩大钱递出碗酒来,喝一口辣嗓伤咽花嗓子眼儿,全仗入口那一下子冲劲。这就是味道凶狠的劣酒了。
莫言《红高粱》里,酒坊里做酒,都是烧出来的,大概不屑于慢慢发酵,味道凶辣可以想象。北方的汉子喝酒的风格也如酒本身一般,“有气力”。我见过的俄罗斯人和东北同胞,都是直接拿酒往肚里倒,间或来点酸黄瓜之类,是更纯粹的“喝”酒。江南老一辈的人爱黄酒,甜软香糯,是糯米、黄米等细粮酿的,比北方粗豪的高粱、玉米等白酒劲道不如但温和得多。配菜也丰盛,冬天阴寒,几盅小酒配些菜肴下去,就暖和起来。
江南乡间,常见的是这样的风景:晚饭时分夕阳西下燕子归巢小孩儿们在各自爸妈呵止下欢跑回家,一排木屋前桌子摆下,竹凳整齐。各家小圆桌上甜鲜香软的饭食,各家男人在炉上用烧开水的壶热着酒,等开了便取下,自家杯中倒满,长辈杯中半杯,老婆碗里倒上一点儿,然后顶上杉与樟树簌簌做声,各家扯着嗓子互相说着话,拍着腿,酌一口酒夹一筷菜,慢悠悠地吃着。北方下酒的多半是花生、卤菜几样,江南乡下亦然,但饭菜和酒菜不大分,酒也可以搭蔬菜和鱼来喝。吃到最后,女人和孩子们吃完了先收桌子,男人和老人们端着酒碗,晃到各家饭桌前,受人邀请品评一下人家的下酒菜,顺便嚼着碎事,就拉起了聊天的序幕。
自我六岁那年奶奶过世之后,爷爷的耳朵便聋了,平时除了爸爸、叔叔和嫁在常州的二姑外,谁的话他都听不明白。秋天的时候,他每常在晚饭时端一碗黄酒,一边慢慢酌,一边细嚼着红烧鱼。在喝了热酒之后,他的耳朵会比平时灵敏一些,听着别人家聊天,他偶尔也能插上两句去,只是那时他的牙已缺了,说话漏风,听懂的人也不多。有耐心的人会跟他对答几句,那时爷爷会哑着嗓子嘎嘎笑两声,然后继续慢条斯理地吃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