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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1页）

的一些不光彩的故事。他知道那个家庭有丰富的法律常识和官方关系，他可以完全相信他们的判断力，而“卡伦”可以继续成为一个地下秘密。在安徒生的故事中将不会有关于她的记载。自1843年10月30日，卡伦再次出现在他家门口后，安徒生再也没有在他的日记中提起她或是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即使是在他最隐秘的私人通信中，我们都找不到任何对“所有”这词的蛛丝马迹。

然而，安徒生永远都不能改变的是，卡伦和他有着同一个母亲。确信的是，在安徒生童年的特定阶段，卡伦是现实存在的，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还睡在同一张床上。在1805年11月，当汉斯？安徒生在欧登塞，申请做见习鞋匠的时候，曾在他的申请表上写道：“为什么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几乎都吃不饱，住不下，穿不暖，甚至连一点可以用来添柴的东西也没有。”对于两个孩子的说法，我们也可参照安徒生的母亲寄到哥本哈根和斯拉格尔斯的信中也提到“你的姐姐”。有很多事都可以证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并不是如他记忆中的，及随后所说的，是他那个家里唯一的孩子。

那么安徒生的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概在她8岁的时候，卡伦跟其它穷人家的女孩子一样，被送去欧登塞或周围的地方当女佣。也正因为如此，在1807～1808年后，他们几乎不跟安徒生的姐姐联系，他们两个只在几个特定的场合，见过几次面，如1814年10月，卡伦在圣克努德教堂洗礼时。那时，她取名卡伦？玛丽？罗森文奇，登记在教堂名册上，注明为“私生女”。同时，还记载着她有很好的宗教修养，品行高尚，曾幸免于天花。所有这一切的一切，说明尽管她很贫穷，但还是一个健康纯洁的小女孩。对她之后10年内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无所知，直到在她去世的4年前，突然出现在他弟弟的面前，索要一大笔钱。

1946年11月，卡伦被发现死于哥本哈根红灯区中间，不莱格德20号顶楼的房间里。那里是一些街头妓女，即年老色衰的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她们在后院的角落里、小破屋里跟客人交易。通常有拉皮条的人出去接生意。1848年，单不莱格德就有37个妓女。在过去，这条街是城里贵族的场所，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人口的增多，这里成了贫民窟，到处都是又老又荒芜的建筑，很多时候作为后院或额外楼层租售。根据泰姆特斯教堂的记载，安徒生的姐姐曾于1846年11月，嫁给工人考夫曼。她的死因是“肺病”和其它的性病，这是当时穷人之中很普遍的毛病，他们长期在污秽肮脏的环境下生活，很容易感染。卡伦死在后院的顶楼上，距她弟弟在孔恩斯…尼托的住所不到1公里。她死于1846年的秋天，她死的那天他也正巧不在家。他正与奥斯特一起进餐，讲述他刚完成的欧洲旅行见闻。安徒生又一次地受到了皇室般的礼遇。他曾与一位丹麦－德国出版商签订协定，要用德语出版安徒生的作品集。首先，这位丹麦作家必须先写一本他的长篇自传。

可惜卡伦？玛丽在世时，没有机会看到弟弟的这本自传。1846年11月22日，她葬在阿西斯顿斯公墓第9排第125号的穷人墓穴中，享年47岁。那一天，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正在阿马利盖德的科林家，在这个有着很多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家中之家”里做客。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安徒生在他的故事中，只字没有提及他的姐姐卡伦。她也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提起的东西。只有房东出现了一下，收拾了一下她在不莱格德20号的房子。她所谓的“考夫曼先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后事也处理得很快，因为卡伦跟她在欧登塞老家的母亲、祖母和两个继父一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1847：多姿多彩的伦敦（1）

在经过了一段对安徒生来说极为悲痛的一年后，他于1847年的5月再次前往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旅行，在这几年内这已是他的第5次欧洲之旅。尽管安徒生必须忍受炎热的酷暑和写作过程中的精神压力，但他在南方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后，终于完成了他的自传。安徒生在炎热的南方的3个月里，完成了300多页的著作，这也使得他几近虚脱。回到家后，在他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说他还是感到很不舒服：

“可以说，南方的夏天几乎剥了我一层皮。除了脑子我什么都没有了，太可怕了，我的四肢都起了变化。”

但是，1847年春天快来的时候，安徒生又燃起了旅行的兴致。这一次他打算周游荷兰、英格兰和魏玛，要去拜访他尊敬的世袭大公———他跟安徒生其它德国朋友一样，已经读过或是听说过安徒生的新作《我的没有诗歌的童话人生》。1847年3月和4月，德国的第一波评论全部是肯定与支持之声，其中写满了大段引用与参考注释，将安徒生的书与让？雅克？鲁索在1765～1770年间创作的《忏悔录》相提并论。这位法国作家在对自己进行反省的过程中，产生了这部著作。正如鲁索所说：“我想告诉人们，人类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就跟我一样。”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安徒生对于他简单而天真的童年的叙述，几乎德国所有批评家，甚至是最谨慎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这本自传中最成功的地方。甚至有人曾表扬安徒生敢于这么公开诚实地讲述自己穷困童年的勇气。批评家指出，在那个年代，很多没有父母的孩子很少有人敢承认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1847年春天肯定的评价掀起一股公开安徒生生活和工作的潮流。但是随后严厉的批评接踵而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人开始第一次攻击安徒生的作品。一些批评家指出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是对他自己生活的神化。他与众不同的性格是不是真的那么特别或神秘？他是不是真像他表现的那么独特和才华横溢？这些批评尤其针对他自传中最薄弱的部分，即一直叙述到1846年夏的这一部分。很多德国的作家达成共识，认为这是“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和善妒者无聊恶意的攻击”。换句话说，这些尖锐地批评可以被视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海外效应。在继近10年的连续好评，赢得德国的文学交流界高度评价后，安徒生和他的作品再也不能幸免于被诟骂。

然而，在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安徒生依然是艺术天空上一颗闪亮的新星。尤其是在伦敦，当1847年的早夏，刚流传丹麦作家安徒生要前往英格兰的时候，那里的出版商、销售商和所有文学沙龙就殷切地期待着。鉴于此，其它的事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最后，在安徒生访问同期，出版了《我的真实人生———素描》。这是玛丽？豪伊特在翻译此书时所起的标题，该书年初就已在德国出版。在英文版扉页，“我的……人生”几个字刻意采用了粗体和大字体，这样对歌德的经典之作、自传《诗与真》标题的巧妙模仿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这种清晰而简明的英文版标题肯定能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安徒生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作品在英伦三岛出版后能够带来多少利润。19世纪30年代以来，他已有3部小说，一本游记《一位诗人的杂货店》和很多童话故事集被翻译成英文，包括《讲给孩子听的故事》。这些出版商和安徒生一样，以市场为导向，疲于奔命，安徒生的名字被错拼成“Anderson”印在茄克上。一条通往掌声和名望之路再次地铺在了这位北欧作家安徒生面前，而他的最大愿望是有一天能遇见另一位当时蜚声世界的名字：查尔斯？狄更斯，或“博兹”（在他第一本作品出版之后，人们就习惯于这么称呼他）。1846年11月，安徒生写信给这位英国作家和《文学报》的编辑批评家威廉？杰丹。最初，正是杰丹把安徒生的作品传到了英格兰，在过去的10年里，他曾多次诱使安徒生前来旅行。

“我是多么热切地希望能握着博兹的手！当我读到他的作品时，我就常想：我一定要到那里去，我可以在那里写作！……我喜欢英格兰，因为那儿的作家！我长久以来经常有前去的冲动。”

查尔斯？狄更斯也同样很想见一下安徒生。跟很多英国人一样，他也曾听说过和阅读过安徒生的作品，如《即兴诗人：一位诗人的杂货店》、《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童话故事。他十分好奇能遇上一位跟他一样的空想家，一个一样喜欢孩子、戏院、圣诞夜、旅行、报刊以及大声朗读的人———就是一面一直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大镜子。“我一定要见一见安徒生。”狄更斯说。据安徒生所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于用英语说话或写作的人。结果，不只是狄更斯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几乎是当安徒生刚在奥斯特推荐的利塞斯特广场的饭店入住，就有一大批的出版商、翻译家、大臣、外交家、银行家、报社编辑和贵族开始涌向那个地方，想引起安徒生的注意。每个人都想约这个丹麦作家出席他们的社交圈。正如狄更斯在那时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及的，很有必要马上去提醒这位丹麦作家，否则嗜血的“英国猎手”会用庆典和欢宴把这位瘦小虚弱的作家憋死的。

1847：多姿多彩的伦敦（2）

安徒生相信这个英国最迷人的季节，这儿跟他以前去过的柏林、魏玛、维也纳和巴黎很像。正如城报上所写的“这个时代一个最特别最有趣的人”，安徒生立即写信给科林家说：“不开玩笑！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真不明白，我比我自己或丹麦人认为的更加有名。”

外交大臣帕尔默斯顿、马洪勋爵以及这个公爵夫人和那个男爵，还有不计其数的穿著花边绸袍、戴着钻石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们簇拥着安徒生，喋喋不休地说着《丑小鸭》、《爱人》和《即兴诗人》等。有一阵子，安徒生因为这些赞美和荣誉而眩晕，虽然他并不自大，然而最终也因为疲惫使得他感到极为不适。他慢慢地知道该如何使自己立足于上流社会。在他抵达伦敦的第一个星期内，安徒生不得不极为感动地再三感谢他们的盛宴，并反复为他迟钝而生分的英语道歉：“我不太会说英语。但我希望我能以我新的作品来表达我的诚心。非常感谢！”

安徒生的英语听起来固然有一点别扭，然而当一位极其富有的老妇，握着他的手，一边亲吻一边说“我必须吻一下这双珍贵的手，它为很多人带来了安慰与快乐！”时，安徒生的表情也极为怪异。安徒生不喜欢这么尴尬的场面，他极为惊恐和迷惑，他抓起这位妇人的另一只手，飞快地吻了十次八次。“我以为这是我该做的”，他在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这样写道。另有一晚上，当他满怀希望地想遇见狄更斯的时候，他又一次经历一堆赞美和无聊的庆祝。女主人达夫…戈登自我介绍时说她是律师约翰？奥斯汀的女儿，但安徒生却认为她的名字就是简？奥斯汀之女。

查尔斯？狄更斯不久就听说了这些尴尬的小插曲、古怪的文风和经常性的语言错误，比如搞混人或是他们的名字。但这一切却只是让他更迫切地想要见到安徒生。据狄更斯对其他人说，这么古怪的个性，正是伦敦正式传统沙龙中需要的人。威廉？阿林厄姆和利？亨特两位作家曾前往旅店会见安徒生。此后，他们一致同意这个丹麦人，有着瘦长的、灿烂无邪的脸，他的长相和行为都像极了一个天使。这两个年轻人认为，安徒生的友善、聪明和纯真使旅馆里的其它人都黯然失色。苏格兰作家伊莉萨白？里格比对安徒生有着很深的第一印象：“高但消瘦憔悴的男人，他像蜥蜴一样地弯曲着身子，长着一张中凹苍白的脸。”她特别在她的日记中提到安徒生的天真，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善：“他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因为很显然，他有着孩子般的天真性情。”

鬼火已经真的从丹麦飘到了伦敦！

1847年7月16日，狄更斯和安徒生在布莱辛顿夫人的家里第一次见面。19世纪40年代，布莱辛顿夫人因在“戈尔会馆”举行排他性的聚会而声名狼藉，该会馆坐落在海德公园角和宫门之间的肯辛顿，即现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的所在地。

玛格丽特？布莱辛顿在伦敦贵妇中的名声极差，参加这一名为“戈尔会馆圈”沙龙的人大多都是男士。在英国，没有一个上流社会的妇人会尊敬她。维多利亚女王可以证明，她曾在那座龌龊的房子里与她的养子，英俊的多尔赛伯爵通奸时，被当场抓获。有一次，当安徒生在斯坦利勋爵家用餐时，兴高采烈地说起几个星期前，他在伦敦偶然地遇上了大家一致谴责的布莱辛顿夫人，以及那次他对她的拜访。她是当时有名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因她的游记《与拜伦的谈话》而出名，这本书早在10年前即1834年就已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她在1823年，在热那亚遇见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拜伦的故事。也是在那时，布莱辛顿夫人才发现洛德？拜伦并不像他的传奇和名望显示的那么英勇。事实上，她发现像安徒生这样一个天真外向的人是非常有趣的，很容易交流彼此的思想。在巡察这房子里所有宠物时，包括几只外国的鸟，布莱辛顿夫人大加赞扬了安徒生的作品《一位诗人的杂货店》，称之为“诗中瑰宝”，比把很多本书放在一起的内容还要丰富。哦，当然，安徒生很喜欢她。当洛德？斯坦利的妹妹，坐在安徒生旁边用餐时，听他以这么激动的语调说起那个丢人的女人时，撅起嘴唇，吃惊地问：“你去拜访过她？！”

虽然布莱辛顿夫人在上流社会的女人中并不受欢迎，但像查尔斯？狄更斯、布尔沃…利顿和政客诗人本杰明？迪斯雷利等明智而有才华的人是戈尔会馆的常客。其它人还包括当时来自英国和海外的主要演员、画家、科学家和政客。对“戈尔会馆圈”持肯定态度的迪斯雷利后来称，邀请谁参加布莱辛顿夫人的沙龙，其依据并不是以一个人的名望或地位，而是以他的智慧与才能，这让人感到一种轻松和自由。依照这个原则，184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安徒生成了这里的贵客。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个矮胖但衣着讲究的布莱辛顿夫人非常感兴趣。她每根手指上都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而且在安徒生看来，她说着一流而缓慢的英语。过了一会儿，她的继子兼情人，纨绔子弟多尔赛伯爵和他们坐到了一起。当安徒生1847年拜访布莱辛顿夫人时，分散解体的阴影正笼罩着戈尔会馆。有谣传说，布莱辛顿夫人再也无力支付多年以来用于款待客人的高额费用，而她即将出现经济危机的谣传致使很多以前未付清的账单也涌入戈尔会馆，主要是摄政街服装店的欠款。多尔赛伯爵这个“花花公子中的花花公子”，长年像苏丹一样在这些服装店大肆购物。毫不奇怪，安徒生在伦敦逗留期间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写一部与上流社会有关的童话，题目则暂定为《出身并非名门》。安徒生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情况有多么糟糕，但注意到在布莱辛顿夫人的戈尔会馆，每一个人都显得雍容华贵，装束有一种法兰西风格，甚至仆人都在头发上搽粉。特制的灯环绕在一幅真人大小的拿破仑画像周围，使拿破仑看上去好像在光晕中若隐若现。

1847：多姿多彩的伦敦（3）

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一书中描写了1847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他与狄更斯在布莱辛顿夫人家的不期而遇。跟多尔赛伯爵一样，安徒生在那天穿着他最奢华的衣服：浅色的裤子，加上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在他微卷发亮的头发上戴着一只高高的绸制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