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纯粹的、没有掺杂任何东西的真诚。他的独特之处就是纯朴与自然。正如詹斯?巴格森最初曾经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检验鲁索和费希特自由和人性教育理论的绝佳机会。在18世纪末的丹麦斯特鲁恩西时代,这些教育理论曾经在丹麦昙花一现。当时,他们曾揭露绝对君主制的人性观毫无价值,还揭露了其中许多压迫性的手段。
18世纪70年代,鲁索根据人类个体和整个时代,把未受过教育的儿童的状况解释为某种曾经失去的东西。这个菲英岛的男孩简直就是18世纪“汉诺威的彼得”在丹麦的化身。“汉诺威的彼得”曾经在德国汉诺威附近被发现,然后被送到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的宫廷里。在那里,这个从未受过教育的男孩被当作一种宠物和小丑,而且引起了启蒙运动中的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再近一些的例子是“艾维伦的野孩”———一个10岁或11岁的男孩,1800年出现在法国南部森林中,后被送到巴黎。在巴黎,拿破仑一世时法国所有可以想得到的自然科学家、医生、教师和人类学家都试图研究并教化这个男孩。同样的情况后来也出现在神秘的弃婴卡斯珀尔?豪瑟身上。这两个例子在浪漫主义时代引起了广泛关注,再次引发了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讨论。探险家们对这种争论起到了尤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远涉世界的偏远角落,回国时带来了与猩猩(曾被认为是人类)、野人、霍屯督人和曾经被动物扶养长大的婴儿有关的奇闻轶事。
这个笨拙却又才华横溢、注定一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14岁的男孩,现在站在雅致的资产阶级家里,向首都充斥着享乐和懒散的精神与社会生活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受人欢迎。丹麦几十年的绝对君主制1807年在战争中惨败于英国。1813年,国民经济破产,使哥本哈根变成了一座精神监狱。正如当时另一位年轻艺术家在传记中所说:
“我们对政府的智慧没有任何怀疑,我们手里拿着帽子,弯腰向政府官员鞠躬。我们平静地接受了不可避免或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的东西,甘愿变得麻木,在这种麻木中,任何事情都不曾发生,也终究一事无成。”
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更是对这个自然的、未经雕琢的天才抱有极大期望。这正是在绝对君主制的哥本哈根观察和讨论的某种东西,某种吸引理性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东西,其中也包括教授兼诗人弗雷德里克?霍格…古尔德伯格先生,他是这个男孩过去在家乡的最大资助人———克里斯蒂安?霍格…古尔德伯格中校的兄弟。在哥本哈根,他曾为安徒生募集了捐款,这个男孩也因此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他坚持要亲自四处感谢自己的资助人时,一般是给他们献上一些简短而热情的即兴表演,就像曾经为切斯特?马赛厄斯?蒂勒所表演的一样。如果他知道如何到富人家中表演,那么他也肯定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这与当时流行的论调不谋而合:“孩子,如果你想在世界上获得成功,那么就鞠躬吧!”
所有这些“战略突袭”很快将安徒生引到“巴克胡斯”,这个知识界的会所和文化的中心。在那里,所有与丹麦黄金时代的艺术和科学有关的人士经常跟屋子的主人———艺术家卡玛和克努德?林恩?拉贝克夫妇聚会。当时,巴克胡斯位于哥本哈根城外,距市中心有一段漫长的路程,坐落在瓦尔比山附近的大自然中。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够抛却社会阶级或血统,享受同样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在前往这个乐园的路上,汉斯?克里斯蒂安必须步行穿过韦斯特伯罗,经过众多喜剧剧院、动物园、射击场和狂欢节货摊,见到大力士和女巨人、澡盆里活生生的小海豹、长着两个脑袋的牛犊以及长着五条腿的羊羔。继续往前走,他先后经过了亚当?奥伦施拉格出生的房子、帕尔大街上的餐馆和腓特烈城堡。每逢周日,几乎有一半的哥本哈根人都要聚集在宫殿外聆听宫廷音乐,观看皇室成员在运河上乘船航行,国王腓特烈六世则穿着海军上将制服,屹立在舵柄处。
离腓特烈城堡不远,在一片开阔的、可以看到城市的地方,矗立着巴克胡斯。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精神抖擞地摆脱绝对君主制下无处不在的思想和行为压制。在那里,人们可以认为自然能够,甚至应该取代法律书籍和《圣经》。在拉贝克夫妇的家里,他们创造了一种户内外的沙龙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时代精神或多或少地总是大家争论的焦点。在那里,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非不可并存的对立物。而且,对大多数来到巴克胡斯的作家、画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来说,“情感”与“理智”处于同等地位。1820年创立了电磁学的物理学家奥斯特是巴克胡斯的常客之一。正如他所说,精神存在于自然之中。在山川、大海、森林中,能够发现真与美;在闪电、雷鸣、磁场和人的身体和灵魂中,也能够发现真与美。这一点被大多数名人所理解和认同。这些名人在巴克胡斯###,参与者包括亚当?奥伦施拉格、奥斯特和他的兄弟法学家安德斯?桑多?奥斯特,作家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和作曲家韦斯。来自公务员阶层的有乔纳斯?科林和他彬彬有礼的孩子们:英吉伯格、戈特利伯、爱德华、路易丝和西奥多。这些孩子非常有教养,卡玛?拉贝克一见到他们便称之为“爱说谢谢的孩子”。
自然之子(3)
小安徒生现在踏入的这个文化团体,在许多方面是丹麦黄金时代的缩影。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里土气的“笨汉斯”,正如他母亲在19世纪20年代写的一封信中所说,“他头朝下落到了这个广大的世界”。小安徒生非常像其晚期著作和丰富多彩的剪纸中的一些童话人物,在被从地下释放出来后,在现实世界中跌跌撞撞地四处走动。他的目标是为他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和一种新的身份,其前提就是他那浪漫的童年简直就是让人难以抗拒的童话,而哥本哈根所有的知名人物都毫不怀疑地相信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男孩的故事极其特别,非常符合当时流行的思想和教育理念。正如奥伦施拉格的戏剧中将当时人们最喜欢的人称为“自然之子”和“阿拉丁”,这种观念是那个时代的幻觉之一,而安徒生很乐意扮演这一角色。就像他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所写的那样:“我必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自然之子,这是独一无二的启示,而不仅仅只是‘存在’。”带着对时代精神令人惊讶的洞察力,这个来自菲英岛的14岁男孩非常清楚应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影响谁,于是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奋斗:同哥本哈根的上流人士建立关系,学会如何使自己成为他们的艺术和文化中的名人。
根据安徒生本人所说,他首次直接“突袭”的对象是住在布莱德加德的独舞演员安妮?玛格丽特?沙尔。安徒生给她带来了书籍印刷商和报纸出版商艾弗森先生的推荐信。在欧登塞,艾弗森先生可能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但在哥本哈根却几乎不为人知。不管怎样,独舞演员不认识艾弗森先生,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法因斯作家评论报》的出版商。在《我的童话人生》和另一本较短的自传中,安徒生描述了那个令人震惊的场景。当时,他去拜访这位独舞演员,一见面便立刻脱掉自己的皮靴,以便扮演伊索阿德流行的芭蕾舞歌剧《灰姑娘》中的女主角。当时的一位评论家称,这部著名的歌剧“表达了天真烂漫的儿童的纯真、深沈的情感、武士精神和美丽的异国幻想”。这部歌剧讲述了“灰姑娘”的故事,于1812~1813年席卷整个哥本哈根。第二年夏,该剧在包括欧登塞在内的其它城市上演,获得举国上下的欢迎。在欧登塞,年轻的汉斯?克里斯蒂安目睹了这部歌剧的全部演唱和舞蹈,因为他想尽办法在剧中获得了一个临时演员的角色,扮演一个穿着红丝绸裤子的男侍。
1819年,他来到了沙尔夫人的客厅,这次经历使他受益匪浅。在这里,带着势不可挡和富有表现力的姿势和情感,年轻的安徒生用自己的帽子当作手鼓,全身心地表演了每一幕、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舞步。轻跳并大声拍击自己帽子的动作,强调了满怀痛苦的潜台词,也表达了安徒生的心声:“财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浮华粉饰又是什么!”那并不是沙尔夫人能够告诉他的东西,而且,当面对着这个陌生的男孩和他对经典芭蕾舞剧角色十分简单的阐释时,沙尔夫人同样感到困惑和惊恐。无疑,这个男孩是个疯子。沙尔夫人只是随便说了几句将会向导演布农维尔推荐之类的话,便把这个男孩打发走了。男孩眼里含着泪水,向她表示感谢,并表示如果她能提供帮助,他将愿意为她到镇上办事(跑腿)。
拥有天赋需要勇气(1)
“拥有天赋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位世界著名童话作家1875年去世前6年,年轻的丹麦评论家乔治?布兰迪斯在一篇关于安徒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布兰迪斯是个颇具天赋的文学家,他相当熟悉国际文学的状况,很快就成为自然主义和“突破现代”的倡导者。在他的文章中,他竟敢谴责世界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说,整个丹麦没有一位作家像安徒生那样将丹麦的文艺评论毁灭殆尽,原因则主要是由于安徒生始终具有一种拥有天才的勇气,而且从一开始就有。
就像安徒生在1870年的最后一篇小说中所说,“这个傻小子个子那么高,你可以把他分成两半,从而变出两个傻小子。”这个贫穷的、没有父亲且性格内向的14岁男孩坚信自己将要成名。怀着这样的理想,他深信上帝赐予他的各种能力,来到这个世界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的生活也将变成一系列的考验。成名的道路通常是不平坦的,尤其对穷人来说更是如此。不管多么有天赋,他对自己的欲望和能力都必须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如果身体和精神上没有一定的意志力,他的天赋就会在生活的斗争中消磨殆尽。安徒生本人曾经多次讲过这些,例如,在他1837年的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中,从他对音乐家克里斯蒂安的描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形象:他从未努力使自己杰出的潜能发挥出来,因为他不仅缺乏意志,也缺少拥有天赋的勇气,更不要说帮助他人了。在1832年的第一本自传中,安徒生描述了自己在1819年9月初离开欧登塞时的情形。这本书没有公开出版,并于作者去世后50年首次被发现,然后以《自传》为题出版。
“于是,我决定像我曾经读过的所有故事中的英雄一样,独自一人出发去闯荡世界。我相当冷静,因为我深信我们的上帝,无疑他会照顾我的。毕竟,在喜剧和故事中,事情总会变得好起来的。”
1819年4月,汉斯?克里斯蒂安举行了坚信礼,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此刻,他必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即使可能有危险而且需要足够的勇气。因此,在那一年的9月初,安徒生带着几件行李、一份旅行通行证和一封书籍印刷商艾弗森先生的推荐信,离开了欧登塞。他乘坐涂满松脂的单桅帆船穿过大贝尔特海峡,然后乘坐马车从科瑟来到哥本哈根。在这番长途跋涉之后,汉斯?克里斯蒂安很快在大城市中遇到了各种令人不安的事情,但也有一些让人欣慰的事儿。比如,9月6日皇家剧院的演出旺季开始,这个男孩也是在这一天来到了哥本哈根。他在城外安顿下来,然后在韦斯特盖德的一家旅馆中找到了住处。
站在哥本哈根四周的城墙上,能够看见向东延伸的通往瑞典海岸的所有道路,同时往北也可以看见斯万尼穆尔湾和查洛顿兰德。天气好时,还可以看见伯恩斯托夫城堡的铜色圆顶。再往北则是绵延起伏的农田和乡村小镇、腓特烈松公路上的比斯佩伯彻格磨坊和贝拉霍吉庄园。视力好的人声称,他们往西还能看见罗斯凯尔德大教堂的细长尖顶。
哥本哈根的周围是如画的风景:大海、绿色的城墙、湖泊、土地和森林。与外部环境相反,1819年哥本哈根城内的景色一点都不吸引人。事实上,一方面,哥本哈根是个安静的小城市,居民大约有10万人。另一方面,哥本哈根的老鼠多达人口的4倍,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其它动物。许多牛马也生活在城内,因此,有些建筑的二楼建有一些马厩。这就意味着动物必须要在楼里上来下去。到处都能看见瘦小却又凶猛的狗在闲逛。行人和动物一起挤在狭小的街道上,街上没有下水道,街边深深的排水沟里满是雨水、废弃的食物和排泄物,一下大雨,这些东西都会被冲进地下室里,从而导致各种传染病于1820年在哥本哈根流行开来。这个城市当时就流行过胃热和伤寒、麻疹、玫瑰疹、流感、黏膜炎、腹泻和痢疾等疾病。但病人很少看医生,因为医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上层阶级。如果医生给穷人看病,他就必须跪着诊断病人,因为病人都蜷缩在阴暗的阁楼里。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在国王新广场周围高雅的宫殿、庄园和资产阶级住宅中生活的话,丹麦的首都就是一个肮脏和危险得无法形容的城市。所有的人都挤在这样一个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因此,人和大部分时间都被圈在圈里的动物挤满了整个哥本哈根。在晚上9点到早上7点之间,任何人不允许穿过城门和城墙,因为城门和城墙标志着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在狭窄阴暗的街道上,各种商店林立,视野被限制在楼房的墙壁和街角。店铺外悬挂的标记象征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剪刀象征着裁缝,皮靴象征着鞋匠,钥匙象征着锁匠,马蹄铁象征着铁匠,水盆则象征着理发匠。
在城市平民中盛行的是兽性的本能。在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多的失业者和闲人,包括士兵、女仆、学徒、酒鬼、妓女和各类扒手的首都里,道德规范根本无从谈起。醉酒、通奸、欺骗、赌博、偷窃和销赃就是生活的全部。就像离婚一样,卖淫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兴起,而且私生子超过了哥本哈根所有新生儿的14。换句话说,不管是在社会最底层还是在最上层,男女滥交已经变成了社会生活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拥有天赋需要勇气(2)
当安徒生1819年9月6日来到哥本哈根时,他就像一个“偷渡者”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骗子,而是指他所要支付的是最低3个银币的膳宿费。由于这个原因,他住在韦斯特波特外面。他从容不迫地爬上腓特烈堡山的山顶,在那里,他能够看见并数清国王的城市里所有的塔楼。其中一些塔已经矗立多年,有些是1807年英国人大轰炸之后重建的。当时,炮弹像雨一样倾倒在这个城市。在与英国的耻辱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之后,国民经济破产对城市和农村造成了严重影响。在丹麦,富人和穷人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继承父亲王位的国王腓特烈六世一心要维持这条界限。当国王经过欧登塞时,小安徒生曾经亲眼目睹过这位君主的“风采”。鞋匠的儿子爬到教堂的墙上,敬畏地凝视着这个强大的男人。但是,小安徒生很失望,因为国王既没有穿金,也没有戴银,而是披着一件简朴的蓝色斗篷,围着一条红色天鹅绒护肩,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士兵。只有在年老的时候,安徒生才首次谈起与国王的这次相遇。在这次相遇之后,他曾对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