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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1页）

不过，朱棣却很不喜欢明朝的言官体系，因为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负面影响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言官有好几类，为方便理解，朱棣将之分为四种派别：鸡毛蒜皮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宠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

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t7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

首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但这种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当吏部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这同样是一种没办法检验的主观标准。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处。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考上进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来，进士们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在这种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对水利、农业、练兵、财税、马政、军事、外交都完全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精力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鸡毛蒜皮派。

与鸡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高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奴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奴议和获得喘息的机会。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支持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坚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宠派的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结果大理寺左评事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而田大益更是将万历与“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最可恨的当属党争走狗派。他们终日斗嘴，以清流自诩，相互攻击，充当权臣们党同伐异的急先锋。这类言官本质上是被豢养的恶犬，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撕咬，至于说是否会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却不会在乎。

言官们敢于不负责任的乱说八道，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说，皇帝或者高官也不好对之处罚。二是如果皇帝或者高官对之处罚，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得“刚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深恶这种情况，因此特意拿李贯开刀。

当然，直接将李贯杀掉还是不妥当的——哪怕是以“不忠”的罪名。李贯毕竟是言官，若是直接杀他，那便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因此，朱棣便给了李贯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如果李贯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将名利双收——成功教化狄夷可得名，连升三级可得利。

第二个和第三个选择，只要李贯能够获得士林或者百姓当中任意一个群体的同情和支持，那么他便可以保住性命并拥有足够的名声。

不过朱棣深信，李贯最后的结果除了丢掉性命外，还得不到百姓和士林的支持。

百姓的观点相较文人而言自然朴实得多：既

人杀我汉民，那么大明为什么不可以杀戮鞑靼人？李杀鞑靼人，不是奸臣是什么？

读书人倒是多少会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只是满嘴跑火车而已，居然丢掉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这对于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会做实事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很可怕。但读书人也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支持李贯，毕竟去教化鞑靼人不仅危险而且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可能。

更妙的是，这样操作还可以淡化朱棣杀言官的色彩。因为表面上并非是朱棣要杀李贯——成功了名利双收，失败了自领其罪本就天经地义——更何况李贯自己也清楚凭教化不可能成功，若固执己见反而会连累家族……若李贯将来不肯去去教化鞑靼人反而选择自尽，那么这笔帐自然算不到朱棣头上。

有了李贯这个榜样，估计会稍稍扼制言官胡说八道的风气。如果能够青史留名，那么很多读书人都可以不在乎丢官甚至丢掉性命，然而若是丢官丢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那便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愿意接受的结局了。

当然，朱棣也知道用李贯来杀鸡骇猴只是治标不治本。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让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八股进士去作言官，本身就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八股文的地位是在明朝确立的。按朱棣的个人理解，八股文的发扬光大与朱元璋的文字狱有着莫大的关系。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这种恶劣的环境为八股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这种考试的内容比较僵化，限制了人们的思想。

朱棣知道八股文的危害，自然不会允许它继续荼毒后世。恩科考试之前，朱棣已经通过各种途径透露当今天子“轻制艺、重策论”，而主考官又由善于揣摩上意的李至刚担任，因此这种录取标准执行的还算彻底。朱不要求举子写文章时严格按照八股文行文格式，只要求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必须有创造性的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将这种取士标准坚持二十年，相信风气就会完全扭转过来。

这个举措只是解放文人的思想，却不能保证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新科进士干好言官这份工作。所以朱棣紧接着还有一招，那就是规定“参加工作不足九年者不得为言官”。这样规定能够让言官们拥有充分的工作经验，言事时便能够有的放矢。

另外，言官的进谏程序也得稍微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