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济挥小;褂型跫岬?岁的女儿也是认真的,她在那张照片的下面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比尔叔叔和爸爸。”看来美国《商业周刊》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实,所以它的有关王坚的一篇采访笔记说,王坚“虽然不懂英文,却是比尔·盖茨的技术顾问。”这话前半句错了,后半句不是夸张。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最初两年里,发表了90多篇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论文,获得了7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至少12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在那以后的三年里,他们把研究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又发表了大约800篇论文,获得13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几十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这一切超出研究院的创建者李开复和里克·雷斯特的想象,超过了比尔·盖茨的想象,也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同行的想象。在这数百项成功当中,王坚的“数字笔”也许是最令人激动的发明之一。
当你拥有一支“数字笔”的时候,计算机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它只是一支笔和一张纸。这支笔是黑色的,看上去很像你现在手上的普通圆珠笔,而这张纸是真正的普通书写纸,它可以是单张的,也可以是一叠。你用这支笔在纸上随意书写,就像计算机时代之前你的工作习惯一样,可是你写下的任何东西,都将直接进入一台远距离的电脑终端,变成电脑可以处理的信息。显然,你仍在使用电脑,但你的面前已经没有主机和显示器,没有键盘和鼠标,也没有“视窗”软件操作系统。
王坚把他的“数字笔”视为珍宝,但是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从事改变历史的工作,他只是说:“我喜欢想天上的事情。”
王坚生长在杭州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你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奇异的光彩。少年时代的老师如若知道他今天的成就,准会跌破眼镜。
事实上,王坚从小学到中学都很难说是老师心目中的那种好学生。他的功课平平,从没得过什么名次,从不参加什么竞赛,甚至没有进过什么好学校,没有读“重点高中”,也没有读“名牌大学”,直到博士毕业之后,他的母校杭州大学被并入浙江大学,让他终于和“名校”沾了边。不过,他一直不认为自己和这所大学的荣耀有什么关联。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我是哪个学校的。”他笑着说。这话听上去是谦虚,其实了解他的经历的人都明白,那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他15岁那年第一次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不去读“重点高中”。
进入“重点高中”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初中学生的梦想,不知道为什么,王坚就是没有这个冲动。他的成绩本来属于中等,在重点高中的第一轮考试中落选,但他通过了第二轮扩大招生的考试,并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
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全家人都陷入一场情感上的大跌宕。儿子能够进入“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大学。对妈妈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儿子忽然说,他不想去读那所“重点高中”。妈妈先是惊讶,接着失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决定尊重儿子的选择。
“你可要想好了,”妈妈把最坏的前景告诉儿子,“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那就要下乡了。”
王坚选择留在自己原来的学校里读高中。这学校就在他家门口,是杭州城里一所很普通的学校。但他喜欢它:“它有很长的历史,校风也好,只不过升学率不高,感觉上不如‘重点学校’那么风光。”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2)
直到很多年以后,王坚还能记得那一天家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决定。家里人都有些不高兴。我妈心里可能不同意,但是我特别感谢她尊重了我的选择。”可是日后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有点后怕:“现在很难想象,我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其实我的压力也挺大的,如果后来考不上大学,那可真的惨了。”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很难说王坚的决定有什么特别动机,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都还没有意识到“重点学校”的意义,但更有可能是这孩子的性格中那种不愿“随大溜”的意志发生了作用。
我这人好像和别的人不太一样。读书的时候我很轻松,我不在意成绩、名次之类的东西,不在乎是不是名牌学校,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成绩、名次或者学校怎么看。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其实挺差的,每次考试之后妈妈不骂我就算不错了,还记得有一次分数太差了,只好去找老师作检讨。我曾经当过班长,但那也不是因为成绩好。初中毕业那年,大家都在争夺“重点高中”,我第一次感觉到分数的压力,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是可上可不上。
上了高中以后,王坚迷上办报。那是一张油印小报,他自任主编,实际上把记者编辑美术设计甚至印刷工人的事情全都做了。自采自编,自己刻钢板,自己印报纸,他为此花了很多时间,但却乐在其中。他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度过了三年。高考之前的几个月里,老师天天给学生分析形势,掐着手指计算出,全班50个同学中能考上大学的人也就七八个。王坚一看成绩单,明白自己不在老师的名单里,因为他只能排到20名之后。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当初不上重点高中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别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心急如焚,要么破罐破摔,只有王坚依然我行我素。高考在即,同学们都在日夜苦读迎接挑战,他却依然和他的小报难解难分。老师对他说:“再不把报纸停下来,你就完了。”他想想也是,决定让他的报纸有个光明的结尾。于是坐下来,用全部感情来写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的语文老师后来说,这是他整个中学期间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文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爬杭州城外的一座山,这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偏远荒凉。众少年攀登到半山腰上,天黑了,周围升起恐惧的气氛,而且越来越浓,谁也不敢预料前边有什么。有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行进路线,犹豫着不敢继续前进。但是王坚相信道路没有错误,目标就在前边,那是山顶上的一座庙宇。于是大家彼此鼓励,满怀信心继续前进,终于找到那座庙。大家一阵欢呼,既兴奋又疲倦,纷纷倒在满地竹叶上,和衣而睡。就在这时,茫茫夜色中出现一个和尚。和尚递过一盏油灯,灯光如豆,在黑暗里燃起一片光明。
这是王坚给他的中学同学讲的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了,他才想起,现在他的目标不是山上的庙宇,而是大学。尽管老师的排名表上没有他,但他觉得那盏油灯依然在前面引导着他。
高考的结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也超过了他自己的估计。这个一向排在20位之后的学生,居然考了全班第三,真是前所未有。不过,这成绩仍然不够好,比他希望去的浙江大学分数线还少30分。结果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录取了他。这不是重点大学,但他仍然很高兴,觉得自己运气好,因为班里很多同学平时的学习成绩总是比他好,却都没有考上大学。
他在杭州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然后继续读硕士和博士。他有很多次机会换到更好的学校去,1984年考研究生时是一次,但他仍然选择杭州大学;1986年考博士生时,又是一次,他还是选择杭州大学;1989年出国进修,是第三次,他又回到杭州大学,做了一个教师。过了很多年,他的学校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他终于有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头衔,还成了心理学系的主任和教授,这是多少人渴望的“牌子”啊,居然像天上掉馅饼似的,掉到他的手里。但是,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里面曾经叙述过的,他不喜欢学校扩张之后那种大而化之、不做实事的风气,他放弃了他的名牌大学的光环,辞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职务,跑到北京,在微软研究院里做了一个普通的研究员。
王坚的很多行为让旁人无法理解,连老师也感到奇怪。比如大多数学生的分数都会跟着考试的难度起伏,他却是个例外。有一次考试,题很难,全班50个同学只有三人及格,他是70多分。不久之后又一次考试,题很容易,大部分同学都是90多分,他还是70多分。老师望着这学生有些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只是说:
有些人考了很高的分数,却有可能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相信我学过的东西,一定是学会了,我不会把我没学到的东西放在肚子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根本不需要在考试中证明我自己的能力。不需要通过排名来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大学毕业了,他想报考研究生。他是文科学生,按照考试规则,必须选考一门理科课程。别的考生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选择自己擅长的内容,而他竟选择了自己最差的高等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