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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独自一人，跳着唱着，又扭又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雪莉·蓓西的歌声从扩音器中飘出，和他嘴唇的节奏一唱一和。

“这，就是我的生命，

“迟早，真爱将要来到，

“与我相逢。

“我生来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五颜六色的灯光将年轻男子舞动的身影投映在墙壁上。

回忆从拉斯穆斯脑海中一闪而过。

贯穿老家科彭镇的道路。在学校操场霸凌他的男孩们。额头贴紧玻璃窗所感受到的冰凉。老妈坐在厨房，喝着咖啡，玩着报纸上的填字游戏。父母的忧虑与不安。还有高中毕业典礼，从阿尔维卡回到家那一段荒谬至极的路程。他孤零零地坐在卡车的宝座上，努力挣扎着不掉下来，就像个扮演国王的小丑，坐在王位上搞笑。

雪莉·蓓西的歌声透过热舞男孩精心演练的模仿，穿过拉斯穆斯全身。他知道她的歌词全都是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不只唱出他的人生，也唱出那个男孩的人生。

她唱出了两人的过往、渴盼，以及未来的憧憬与梦想。

“……这是我的人生，

“我绝不咒骂失落的爱情，

“我想给的爱，还没有告罄。

“让我活出自我，请让我活……”

拉斯穆斯感到一阵战栗。他又走上楼，回到酒吧。现在稍微出现人潮了。在拉斯穆斯眼里，他们好像都认识彼此，就只有他，谁都不认识。

再过几分钟就是午夜。夜总会半夜一点打烊。

他朝最里面的房间望了一眼。刚才那个老头现在还是孤单一人。他再度捕捉住他的目光，点点头，喝了一口酒，示意他进来坐下。

拉斯穆斯感到困窘极了，他可不希望别人认为他和老头是一起的。

结果他还是走了进去，坐在老头旁边。

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低头看着桌子，脸红，感到羞耻。老头的手长驱直入，抚摸着他的下身。他的下身在牛仔裤拉链下硬挺着。

该死，他的第一次不应该变成这样的！

但现在也只能这样。

生米即将煮成熟饭。

透过地板，他听到地下室舞厅传来的音乐咚咚作响，还有那仿佛渐行渐远的歌声。

这是我的人生。

和现在相比，30年前的斯德哥尔摩是个迥然不同的城市，又小，又暗，甚至有点土里土气。

基本上，整座城市里的男同志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位于大卫面包师街的“黑夜之后”、公民广场旁边的“威尼斯”、欧登广场上的“褒嘉夜总会”，还有佛莱明街的“圣殿”。这些都是当年少数专门为男同志开放的夜店或迪斯科舞厅。

问题是这些夜店从来没有同时开放过。其中一家新开业，另一家就关门大吉。

女同志的选择更少。除了一年一度位于波雷利公园的同性恋解放周妇女派对，就是每周四晚上提米夜总会的“女孩之夜”。

1973年，提米夜总会终于成为同时欢迎男同志与女同志的夜店。过去，男女同志参加完全不同的社团：女同志的社团叫“黛安娜”，男同志的团体叫“小圈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RFSL对外的主张变得越来越极端。这也是大势所趋，毕竟当年各种社会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女权抗争、美国黑豹党（1）、公民权抗争运动与男同志解放运动。富有战斗力的新生代接掌了RFSL，他们的重要主张之一，就是活动时不要拉上窗帘。

从前，同性恋集会场所一旦坐满了人，主办人就会要求大家将面对街道的窗帘拉上。但新生代主张，这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玩法，只会让社会大众心生疑窦，让他们以为里面真的在开“同志摇头派对”。通过开放，他们要昭告社会大众，他们都是正常人，就跟其他非同性恋者一样。“告诉他们，我们不过只是喝咖啡，或是小酌一杯，这不是很好吗？”

然而这样的做法激怒了不少人，甚至有人发现，同性恋者聚会场所正对面就是家养老院，在阳台上就能将会场看得一清二楚。当年，群情激愤。真是一场灾难。

了解与同理心，是一切沟通的基础。

1944年，瑞典政府正式将同性恋者除罪化，同志不再被视为罪犯。1950年10月21日，35位男性与1位女性成立了RFSL——全国性平等与平反协会。

某位名叫古那·奈康德的医生曾接受《晚报新闻》采访，被要求评价一下这个同性恋社团。他表示，同性恋者成立社团一点都不奇怪，至少不会比结核病人或盲人成立社团奇怪。这位医生的“宽宏大量”，在当时实在是够前卫、够极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