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我的回答,阿津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
“派谁担任前卫?”
“用轮船和驳船可以一下子运过1营、3营……和乐队。”
“什么乐队?要它干什么?”阿津皱起眉头。
“团的乐队……为了让大家战斗得愉快。”
“是这样,明白了。你自己这时在什么地方?”
“就在轮船上,我留副团长指挥其余部队渡河。”
“对,”阿津赞许道,又警告说:“记住,整个战役成功的关键在于速度。”
阿津再次肯定了我的各项安排,就让我回团里去。他带着戈尼欣向北奔去,寻找左邻部队去了。
他们走后,我回想了我们的谈话、师长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我明白了,勘察地形时,师长暗暗地对我进行一次军事考核。此外,我还确信,我对师长的渡河计划的理解是正确的。
回到团部后,我见到了师政委T·H·佩拉耶夫。他十分平易近人。深棕色的眼睛带着关心和信任的神情,说起话来温和平静,但每个词都像钉子一样钻进你的头脑。总的说来,他不愧为阿津的战友。和他一同来的是我们团的新政委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杰尼索夫。对此,我十分高兴,因为一个团没有政委,就好像一条船没有桨一样。
杰尼索夫黑脸膛儿,黑头发。他当即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1918年入党,原是坎巴尔克工厂的工人,工厂在卡马河左岸、萨拉普尔后面。
“其他情况我们以后在工作中会互相了解的……”
初次见面,我就感到政委是个性格刚毅的人。
佩拉耶夫询问了战士们的情绪、给养、服装和弹药等情况。我回答说,这些当然都不充足,但我不想叫苦,我们可以自己解决。接着,师政委衷心地祝贺我加入了党组织,这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忍不住地向他讲了自己在会前的激动心情和想法。还讲了会议的经过。我讲话时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听得很认真。
“好,我希望您能永远记住这件事。”他说。
“这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我回答说。
7
国内战争有许多独特的斗争组织形式。武装起来的人员被编组为军队的不同的战斗单位——团、旅、师、军或游击队。他们懂得斗争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自己的战术方法。他们积极主动,而不是墨守成规。每次战斗都有创新。在这种战争中,如果不能经常地创造性地认识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就必然在第一仗、最多在第二仗惨遭失败。高尔察克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军官,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库中得到的当时是很完善的军事技术装备。因此,同高尔察克军队的斗争就更加艰巨,因为妥协是没出路的。对高尔察克来说,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而对我们来说,只能胜利。
高尔察克的富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们,让自己的部队去占领交通干线、铁路枢纽、重要的行政中心、工业城市和产粮区。他们组建了强大的机动部队和兵团。与他们的斗争主要是争夺居民点、道路和江河地的斗争。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即使在高尔察克军队暂时停止进攻的时候也没有。他们仍旧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精悍的自卫军军官指挥的、装备齐全的机动部队上。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这段时间里,保卫共和国的军队,同样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实施同样的机动进攻战役;他们也没考虑到,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已经成为战斗的联盟,而全国劳动人民、甚至包括高尔察克匪帮后方的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成为我军完成战斗任务的依靠。
党提出的“全力反击高尔察克!”的口号,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毫不留情地粉碎白匪军,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个口号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战斗纲领。
这次我组织全团准备进攻时,我就预测了进攻的发展进程,当然是根据自己的估计。我设想了这样一幅战术画面:敌人防御,我们进攻;敌人希望我们正面进攻,我们却要寻找侧翼;但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敌人又调整了部署,并重新占据着防御我进攻的有利阵地。其结果是,我军不断地遭受损失。这就是说,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敌军战斗队形中的薄弱环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支很好的侦察队。这支侦察队要象人们常说的,成为指挥员的耳目。
同时,我认为,防御和进攻一样,也需要侦察,所以,我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抽调优秀的战士,组织骑兵侦察队和步兵侦察队。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骑兵侦察队上。该队队长由智勇双全的菲利普·古里亚诺夫担任。他挑选了近40名久经征战的老兵,都是和他自己一样勇猛的骑手,而且枪法准确,刀技娴熟。他们中的每个人我都认识,经过前几次战斗,我对他们都有所了解。
记得有一次,身村高大、骨骼粗壮的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向我走来。他的手很长,背微驼,脸上长满粉刺,说起话来带着鼻音。
“崔可夫同志,您吩咐吧!”他站在我面前说道。
“你会干什么?”我问他。
“什么都会。”
“比如说呢?”
“你愿意的话,咱俩摔一跤,可是,如果我把你的骨头摔断了,你可别怪我。”
“还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