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惊觉事情不对劲的特殊时刻。对英国皇家空军科勒德上校来说,那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在法国东北部一个叫作韦万(Vervins)的集市小镇。
自从“大战爆发”(theballoonwentup)以来——英国人喜欢如此指称德军的西线突袭——五天过去了,情况混沌不明。科勒德从位于阿拉斯(Arras)的英国总司令部出发,前来跟科拉普(André-GeorgesCorap)将军的参谋商议局势。科拉普将军的法国第九军团,此刻正负责镇守南方的默兹河(RiverMeuse)。
两国盟军之间像这样开会商议,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不过今晚的情景却大有蹊跷:科拉普的总部莫名其妙消失了,将军和他的部下全都不见踪影。只有两名精疲力竭的法国军官留在大楼里,围着一盏防风灯屈膝而坐……据他们说,他们等着被俘。
工兵格里姆的觉醒时刻发生于皇家第二一六野战工兵连穿越法国乡间往前线挺进的时候。当时,他察觉军队正准备炸毁一座桥梁。“前进的军队,”他沉思着,“不会炸桥。”上等兵莱特的觉醒来得更加勐烈:他前往阿拉斯替所属无线通信分队收取当周邮件,一辆附边斗的摩托车从他身旁呼啸而过。莱特一开始不以为意,仔细看才吓出一身冷汗。他倏忽明白那是一辆德国摩托车。
对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来说,那是五月十五日上午七点半。他正在海军总部大楼的寝室睡觉,床边电话响了,法国总理雷诺来电。“我们被击溃了。”雷诺不假思索地用英语脱口而出。
一阵尴尬的沉默。丘吉尔想办法让自己镇定下来。
“我们被打败了,”雷诺继续说道,“我们输了这场战役。”
“想必不可能输得这么快吧?”丘吉尔终于勉强说出话来。
“色当(Sedan)附近的前线被突破了,拥入大批德军坦克和装甲车。”
丘吉尔想尽办法安抚雷诺——提醒他别忘了一九一八年的黑暗时期,到最后终究苦尽甘来——不过雷诺依然心慌意乱,从头到尾重复同一句话:“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输了这场战役。”危机如此凶险,而透过电话所能掌握的讯息如此有限,丘吉尔决定在十六日亲自飞往巴黎视察局势。在奥赛码头(Quaid'Orsay),他发现人人露出万念俱灰的神色,年长的办事员已开始在花园里焚烧档案。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九一八年以来,法军普遍被视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虽然德国在希特勒重整军备之后,俨然在欧洲形成一股新的军事力量,但是德军的将领还未经考验,德国的武器似乎只是骗人的玩意儿,一般认为第三帝国接连并吞中欧国家,靠的不过是威胁与恫吓罢了。而当战争终于在一九三九年爆发、波兰于三周后沦陷,人们还是不当一回事,认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波兰——不会发生在西方。至于丹麦和挪威在一九四〇年四月相继失守,似乎只是个卑劣的诡计,迟早会导正回来。
然后历经八个月的平静——所谓的“假战”(thephonywar)后——希特勒突然对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发动攻击。盟军最高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MauriceGamelin)认定这次攻击是一九一四年的旧事重演,紧急调遣北方的部队(包括英国远征军)前来救援。
不过甘末林误判局势。这次战役并非一九一四年老调重弹。德军主力并未大举横扫佛兰德斯,反而往南突袭,穿越“不可穿越”的阿登森林(ArdennesForest)。照理这片山区不适合坦克作战,法国甚至懒得拉长据说不可逾越的马其诺防线来防御这块地区。
另一项误判是当德国波克上将(FedorvonBock)的B集团军把盟军钳制于比利时之际,伦斯德上将(GerdvonRundstedt)的A集团军冲破了阿登天险。在一千八百零六辆坦克打头阵、三百二十五架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的护航之下,伦斯德的纵队强行渡过默兹河,像尖刀似的划过法国乡间而来。
科拉普将军倒霉的第九军团首当其冲,这个军团主要由二流部队构成,一下子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几支零星的强硬部队力图奋战,到头来却只发现他们的反坦克炮毫无用处。一名初级军官最后在利曼火车站结束自己的生命,用明信片留下遗言给雷诺总理:“我在此自戕,总理先生,好让您明白我们是一群英勇的士兵,但是您不可派弟兄拿步枪来对抗坦克。”
在往南五十英里的色当,夏尔·恩齐热将军(CharlesHuntziger)的第二军团也出现类似状况。当德国坦克步步逼近,第七十一师的士兵倒转了钢盔——这是共产党的召集信号——朝后方逃窜。
法军的三个坦克旅企图挽回颓势,却毫无机会。其中一支坦克旅耗尽油料,另一支在火车调度场卸除时被逮,第三支则沿着前线零星作战,遭到各个击破。
此刻,德国装甲部队的前方已经清空,毫无阻碍。五月二十日刚过上午七点,在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HeinzGuderian)精良的第十九军当中,两个师的兵力开始朝佩罗讷(Péronne)西进。十点钟,他们铿然踏过阿尔贝(Albert)小镇,一群缺乏训练的英国本土军(EnglishTerritorials)试图以纸箱设置的路障阻挡他们前进……十一点,德军抵达埃多维尔(Hédauville),缴获一组仅配备训练弹药的炮台……中午,第一装甲师攻占亚眠(Amiens),古德里安在此暂歇,得以欣赏优美的教堂塔楼。
德军第二装甲师浩浩荡荡前进。下午四点,他们占领了博凯纳(Beauquesne),缴获一仓库的战备,包括英国远征军的所有地图。最后,到了晚上九点十分,他们抵达阿布维尔(Abbeville),直逼海滨。德军这次在十四小时内长驱直入,挺进四十英里,将盟军一分为二。如今,英国远征军、两支法国军队,以及全部的比利时军队,总共将近百万名士兵全被困在佛兰德斯,背临大海,随时可能被一举歼灭。
然而,深入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前线部队对其侧翼及后方的局势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自己在迪勒河(RiverDyle)成功阻挡德军前进。五月十四日(伦斯德痛击科拉普那一天),皇家炮兵团上等兵沃特金听到盟军大胜的传闻,他当天晚上偷偷摸摸在日记里写下的全都是好消息:
敌军撤退六点五英里。入夜以前平静无事。我们对紧急求救线开火,阻挡了野蛮人横渡迪勒河。许多德国佬阵亡或被俘,共有两万七千名德军丧命(官方数字)。
隔天情势突变。法军在南方瓦解,德军从缺口大量拥入。没多久,密密麻麻的炮火攻向英军侧翼。这天晚上,一头雾水的沃特金只能写道:
什么鬼日子啊!我们订于晚上十点半撤退,过程中遭遇勐烈炮火攻击。感谢上帝,所有人平安无事……除了震惊之外,我安然无恙。
绝大多数英国远征军对骤然改变的情势同样大惑不解。十六日到十七日之间,部队开始沿线撤退,越来越多炮口转向南方及西南方。十八日,艾塞克斯军团第二营受命面朝南方镇守拉巴塞运河(LaBasséeCanal)。营长威尔逊少校心中存疑——敌军不是应该在东面吗?“长官,我也不明白,”刚刚从旅部回来的普赖斯上尉想法一致,“但那就是我们收到的命令。”
有一个人非常明白,那就是为这些权宜措施布局的操盘手: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勋爵(ViscountGort)。五十三岁的戈特勋爵身材高大魁梧,他并非一位军事策略家(这类议题他乐得听从法国人指挥),不过,他具备军人的特定美德,此刻正好派上用场。他是个伟大的战士,曾经在一九一八年成功突袭兴登堡防线,赢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性格沉着冷静,即便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
他的法国上级阿方斯·约瑟夫·乔治将军(AlphonseJosephGeorges)此刻或许潸然泪下,但是戈特绝不会流泪。他有条不紊地将任务转变成掩护已暴露的侧翼,并且撤离他的部队。他训练有素的战斗师在东面与德军缠斗,为了应付南面与西面的新威胁,他东拼西凑出一支杂牌军,指派他的军情部首长诺尔·梅森-麦克法兰少将(NoelMason-MacFarlane)担任指挥官,并且为这支军队取了一个贴切的名称:麦克军(MACFORCE)。梅森-麦克法兰是个卓越的将领,但是他的行动最大的效果反而严重破坏了阿拉斯总司令部的情报网。戈特对此似乎不以为意:身为永远的战士,他反正也用不着那些参谋人员。
与此同时,他配合法国人制订的时程表,在五月十六日晚间开始将前线部队撤离迪勒河。新的防线退后六十英里,设于埃斯科河(RiverEscaut)[1]。这次撤退将分三阶段进行。
像冷溪卫队第二营这类的精锐部队,几世代来拥有使命必达的优良传统,他们无懈可击地完成了命令。对其他单位而言,纸面上的精确指令实际上却未必可行。负责传递命令的摩托通信员并非总能找对地方:有几个团出发得晚了,有几个团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还有几个团转错了弯。其他军团堵在车阵之中,无法动弹,更有一些军团从头到尾就没接到命令。
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三十二营就对撤退计划一无所知。他们朝代勒疾行,消息传来,指示他们在离河几英里处的阵地待命。炮手夏塔克奉命开一辆卡车去领取军粮,他完成了任务,但是一回到原处却发现整个军团消失无踪。担心了一整夜后,他决定朝大马路出发,希望至少能找到战友的一丝踪迹。
他立刻被一波奔跑的人群淹没。“快啊!快跑!”他们喊着,“德国佬已经冲破防线,现在只能各自逃命了。”他们拥上夏塔克的卡车,连车顶、发动机盖和保险杠上都挤满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