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已经华灯初上,街头巷尾渐渐出现了吃过晚饭、推着自家小货车出门练摊的老少爷们,大家都忙着去赶夜市,地点就在解放路东段,是街道临时开辟的一处经营场所,走路不到十分钟,很便捷。
文化大院也有不少夜市参与者,起初观望氛围较浓,实际动手的人很少。文化人么,都讲究个面子,练摊这种行当似乎不入流,太跌份,还是少碰为好,但是亲眼看到某些人摆夜市赚了钱,于是又纷纷砰然心动。
薛永军便是某些人之一,他白天吊嗓子练功,傍晚陪着自己的母亲练摊,卖炒货,什么瓜子、花生、松子等等很多品种,整口大锅架在自制的炉子上现炒现卖,老远就能闻到喷香的味道。
薛母是个农村妇女,没有正式工作,但人很勤快,待在家中根本闲不住。恰逢搞活经济,夜市如火如荼,她便成了文化大院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薛父数次规劝,怎奈根本没用,再加上剧团的演出也日渐萧条,眼下现代影视剧和港片流行,谁还没事跑剧院听戏?于是渐渐也没了话语权,随她去了。
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大院里闲着在家没事儿干的老头老太太,包括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家庭主妇们都齐齐上阵,场面那叫一个热闹,其实一过下午五点钟,街头就能看见陆续出摊的街坊。
大家笑着互相打招呼,纷纷询问昨天的生意可好?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喜庆。
别小看这方寸间的炒货摊,一晚上少说也能有两三百块钱的流水,九零年代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才多少?就说平均线吧,也不过四五百块钱,如此对比可就吓人了。
眼下赵歌和薛永军俩人正蹲在小摊一侧的水泥台子上,端着啤酒,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实际上是赵歌时不时的蹦出两句,而薛永军除了傻呵呵的笑几声外根本就没话。
赵歌这几天一到傍晚就跑到炒货摊闲坐一会儿,一是躲避祸事闷的无聊,二是观察这新兴的、人流如织的夜市,看看有什么行当来钱。
虽然不太愿意练摊,但看了几天薛永军家的生意后赵歌也不禁暗暗咂舌,还有旁边的皮鞋摊,生意更火爆,这才上摊不过半个小时,一下子就卖出去了六双鞋,小老板手里攥着一叠大团结,乐不可支,吆喝的声音也随之高涨,震的人耳根子发麻。
赵歌是个擅于学习的人,也很懂得总结和反省,他意识到前一段的想法有些好高骛远,也为此付出了不大不小的代价,接连做了两笔买卖都无疾而终,所以潜下心来到夜市看看。
第一个买卖是倒腾国库券和全国粮票。所谓国库券,亦即指的是国债,那年头的人觉悟高,不少人都相应号召买国债,目的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能不能向组织靠拢,态度决定一切,至于利息不利息的,都放在后面考虑,而不是像现在购买国债首要目的是为了保值增值。
所以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国债,多少不论,那是一种态度。但谁家没有个事儿呢?遇到缺钱的时候,心思活泛的人便把没到期的国债拿出来折价换钱,当时没有专业的金融交易机构,黄牛便成了国债转手的主要渠道。
至于粮票,现在的人只能看照片了,或者还有些注重保存老物件的家庭,指不定还能留上几张,总之是个特定时期的产物,早已随着历史长河滚滚东去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购买粮食和副食品,必须得有粮票,光有钱不好使,粮票起到定量供应和调节的作用,没办法,当时的物资相对匮乏、紧张,不计划,就无法实现有序分配。因为粮票的稀缺性,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当钱使,钱却绝无可能当粮票用,全国粮票尤为强悍。
赵歌就把脑筋动在了国债的买卖差价和全国粮票的稀缺性上,应该说是非常有眼光的,但倒腾这玩意儿是有风险的,一要有实力,二要胆子够大,尤其在那个时候弄不好逮住就给定个投机倒把罪。
他让谢三找了两个可靠的人在银行门口低价收购别人手中的国债,然后再高价倒手给黄牛,或者挑出快到期的国债直接在银行兑换现金,这是一个极为来钱的买卖,最早还是狱友告诉赵歌的。
折腾了几天,倒是收上来一些国债,还有不少粮票,谢三的朋友给介绍了一个黄牛,说好了价格第二天去找人家,但交割数钱的时候出了问题,碰见了游走盯梢的便衣。
当时交易的双方都反应神速,纷纷撒腿就跑,谢三和两个小弟拼命狂奔,都不带回头的,一口气跑出去两条街,才堪堪躲过被活逮的厄运。事后才想起来钱、国债和粮票都在黄牛手上,当时还没来得及算清楚,真是倒足了大霉。
听说黄牛最终没跑掉,谢三立刻头皮发麻,匆忙跟赵歌打了个招呼躲外地去了。
赵歌气的干瞪眼,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又瞄准了另一个买卖,倒腾香烟,从烟草*局的熟人那里低价进货,转手再平价或高价卖给小卖店,但也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