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从头说起。让我坐坐,这样讲话方便些。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三年——那年的八月。彼得·加里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叉鱼手。我们正离开北冰洋的大块碎冰往回行驶,是顶风航行。我们从海上救起一只被吹到北方来的小船,因为刮了一星期的猛烈的南风。船上只有一个人,是一个新水手。我们船上的水手们以为大船已经沉没在海底,这个人乘这只小船去挪威海岸。我猜船上其他海员全死了。一句话,我们把这个人救到我们船上,他和我们的头儿在舱里谈了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人打捞上来的行李只有一只铁箱子。这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至少我是不知道,而且第二天夜晚他就不见了,好象他没有来过船上一样。传出话来说,这个人不是自己跳海便是当时的坏天气把他卷到海里去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就是我,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深夜第二班的时候,船长把他的两只脚捆①住,扔到船栏杆外边。又走了两天我们便看见瑟特兰灯塔了。〃这件事我对谁也没说,等着瞧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到了苏格兰的时候,事情已经压了下来,也没有人再问。一个生人出了事故死了,谁都没有必要去问。过了不久加里不再出海,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哪儿。我猜到他害那人是为了铁箱子里面的东西。我想他现在应该给一大笔钱让我闭住嘴。
①水手在船上值班,分三班,第二班是从十二点到凌晨四点。—译者注
“有一个水手在伦敦遇见了他,我通过这个水手知道他住在哪儿,我马上来找他要钱。头一个晚上他很通情理,准备给我一笔钱,让我一生不再出海。我们说好,过两个晚上就把事情办完。我再去的时候,见他已半醉,并且脾气很坏。我们坐下来喝酒,聊着过去的事。他喝得越多,我越觉得他的脸色不对。我一眼看见挂在墙上的鱼叉,我想在我完蛋以前也许用得着它。后来,他对我发起火来,又啐又骂,眼睛露出要杀人的凶光,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大折刀从鞘里拔出来,我的鱼叉已经刺穿了他。天啊!他那一声尖叫!他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起来,我站在那儿,浑身溅满了他的血。等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我看看屋子四周,见到那只铁箱子就在架子上。可以说我和彼得·加里都有权要这只箱子,于是我拿着它离开了屋子。我真傻把我的烟丝袋忘在桌子上了。
“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最怪的事。我刚走出屋,就听到有个人走来,我立刻躲在矮树丛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进屋子,喊了一声,好似见了鬼一样,撒腿就拚命跑,一会儿就没影了。他是谁,要干什么,我没法说。我呢,就走了十英里,在顿布芝威尔兹上火车,到了伦敦。
“我一检查这只箱子,发现里面没有钱,只有一些证券,可是我不敢卖。我没有把黑彼得抓在手心,现在困在伦敦,一个先令也没有。我有的只是我的手艺。我看到雇叉鱼人的广告,给钱很多,所以我去了海运公司,他们把我派到这儿来。这是全部事实,我再说一遍,我杀了黑彼得,法律应当感谢我,因为我给他们省了一条麻绳钱。”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上烟斗说:“说得很清楚。霍普金,我看你应该赶快把这个犯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房间是不适合作监房的,而且帕特里克·凯恩兹先生身体魁梧,在屋内要占很大的地方。”
霍普金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甚至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您是怎样使犯人自投罗网的。”
“不过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幸运地抓住准确的线索。要是我知道了有那本笔记本,我的思想便有可能被引到别处,象你原来的想法一样。可是我所听到的全集中于一点:惊人的力气、使用鱼叉的技巧、罗姆酒、装着粗制烟丝的海豹皮烟口袋,这些全使人想到有一个海员,而且是个捕过鲸鱼的人。我确信烟丝袋上的字首P.C.不过是巧合,而不是彼得·加里,因为他很少抽烟,而且在屋里也没有找到烟斗。你记得我曾问过,屋内是否有威士忌和白兰地,你说有。有多少不出海的人在能弄到这些酒的时候,要喝罗姆酒呢?所以我确定杀人者是一个海员。”
“您怎样找到他的呢?”
“亲爱的先生,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是个海员,一定是海上独角兽号上的海员。就我所知,彼得·加里没有登过别的船。我往丹迪打了电报,三天以后我弄清一八八三年海上独角兽号上全部水手的姓名。我看到叉鱼手中有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名字的时候,我的侦查便即将完成,我推想他可能在伦敦,并且想要离开英国一个时期。所以我到伦敦东区住了几天,设置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优厚的条件找叉鱼手,在船长巴斯尔手下工作——你看,有了结果!”
霍普金喊道:“妙极了!妙极了!”
福尔摩斯说:“你要尽快地释放乃尔根。我想说你应该向他道歉。铁箱子一定还给他,当然彼得·加里卖掉的证券弄不回来了。霍普金,外面有出租马车,你把这个人带走。如果你要我参加审判,我和华生的地址是在挪威的某个地方——以后我写给你详细地址。”
金边夹鼻眼镜
有三本厚厚的手稿,记录着我们一八九四年的工作。要从这样丰富的材料里,选出一些最富于趣味、又最能说明我朋友的特殊才能的案例,对我说来是很困难的。我翻阅了这些手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憎恶的红水蛭事件以及银行家克罗斯倍的惨死;看到阿得尔顿惨案以及英国古墓内的奇异的葬品;还可以看到著名的史密斯—莫梯麦继承权案件。在这期间,福尔摩斯由于追踪并且逮捕了布洛瓦街的杀人犯贺芮特,曾得到法国总统的亲笔感谢信和法国的勋章。虽然这些都可以写成极好的故事,不过总的说来,我以为都比不上约克斯雷旧居的事件,这里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不仅有青年威洛比·史密斯的惨死,还有许多起伏跌宕的插曲。
那是在十一月底的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福尔摩斯和我默默地坐在一起,他用一个高倍的放大镜辨认一张纸片上的残留字迹,我在专心阅读一篇新的外科学论文。外面狂风呼啸着横扫贝克街,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窗户。说来也怪,住在市中心、方圆十英里以内全是人造建筑物的地方,却仍然感到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无情威胁,而且我还意识到在大自然巨大的力量面前,整个伦敦并不比田间野外的无数小土丘更坚固。我走近窗户,向着那寂静无人的街道望去,只见远处出现一缕灯光,照到泥泞的小路和发光的马路上。一辆单骑出租马车,正从牛津街的尽头溅着泥水驶过来。
福尔摩斯放下放大镜,卷起那张纸片,说:“华生,幸好我们今晚没有出去。我刚才做了不少事。这都是些伤眼睛的工作。依我看来,这不过是十五世纪后半期的一所修道院的记事簿。喂!喂!这是什么声音?”
在呼呼的风声中,又传来嗒嗒的马蹄声,还有车轮碰到人行道的石边的声音。我看到那辆出租马车在我们门前停了下来。
看见一个人从马车里走出来,我喊道:“他要做什么?”
“怎么,他要找我们。可是我们还要准备大衣、围巾、套鞋等坏天气用的各样东西。等一下!出租马车走了!这下可好了!要是他想请我们出去,他一定会让马车留下等着。亲爱的华生,别人全早睡下了,你快下楼去开开门。”
客人刚走到门厅的灯下,我立刻认出来了——他是年轻的斯坦莱·霍普金——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侦探,福尔摩斯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
福尔摩斯急切地问我:“他进来了吗?”
“亲爱的朋友,〃福尔摩斯站在楼上开玩笑地对他说,〃请上楼来。我希望在这样的夜晚你不会对我们怀有什么不良企图吧!”
这位侦探登上楼梯,灯光照到他的雨衣上,雨衣闪着光。我帮助他脱掉雨衣,福尔摩斯把壁炉的火捅得更旺。
福尔摩斯说:“亲爱的霍普金,靠近火一点,暖暖你的脚。请吸支雪茄。我们的大夫还要给你开个处方,这样狂风暴雨的夜晚,热开水加柠檬是一剂上等良药。你在这个时候到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福尔摩斯先生,一点也不错,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忙得不可开交,你看了晚报上约克斯雷那件事吗?”
“对于十五世纪以后的事情,我今天全都没看。”
“报上只是一小段,而且全不符合事实,所以读不读没有关系。我倒是抓紧时间到现场去了一趟。约克斯雷是在肯特郡,离凯瑟姆七英里,距铁路线三英里。三点十五分我接到电话,五点钟时我就到了约克斯雷旧居,进行了现场调查,然后乘最后一列火车到了查林十字街,又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就一直到你这儿来了。”
“我想你还没弄清楚这个案件吧?”
“是的,我搞不清事情的起因。我觉得事情现在还象我去调查前一样模糊,可是开始调查的时候,好象很简单不会出错。福尔摩斯先生,没有目的的行凶怎么可能呢?使我烦恼的是我找不到行凶的目的。有一个人死了——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件事——可是,我看不出来有人要害他的理由。”
福尔摩斯点上雪茄,然后往椅背上一靠。
他说:“请你详细谈谈。”
斯坦莱·霍普金说:“我已经把事实完全弄清楚了。可是这些事实的意义我还不能理解。根据我的调查,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一位年长的考芮姆教授买了这栋乡村宅邸——约克斯雷旧居。教授因为有病,总是半天躺在床上;半天拄着手杖,在住宅周围一跛一跛地走走,或是坐在轮椅上,园丁推着他在园内转转。邻居很喜欢和他来往。他在那儿是位有名的学识渊博的人。他家里有一位年纪较大的管家马可太太,还有一位女佣人苏珊·塔尔顿。自从他到这儿以来,一直是这两个人服侍他,这两个女人似乎名声不错。这位教授正在写一本专著。大约一年前,他感到需要雇用一位秘书。他请过两位,全不合适。第三位威洛比·史密斯先生,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教授对他很满意。秘书的工作是上午记录教授的口述,晚上查阅资料以及与第二天工作有关的书籍。威洛比·史密斯无论是年幼的时候,还是在剑桥读书的时候,行为都很好,教授十分满意。我看了他的证明书,他一直是个品行端正、性情温和、并且工作很努力的人。正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今天上午在教授的书房里遭到谋害。”
狂风在吼叫,刮得窗户吱吱作响。我和福尔摩斯不约而同地向壁炉移近了一些。这位年轻的侦探继续不慌不忙地叙述着这个故事。
他说:“我想整个英格兰没有一家象教授这样地与外界隔绝的。一连几周,他家可以没有一个人走出园子的大门。教授只埋头于他的工作,对于其它一切都不闻不问。史密斯一个邻居也不认识,过着和他主人一样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那两位妇女走出这座庭园,推轮椅的园丁莫提迈尔从军队领取抚恤金,他参加过克里木战争,也是一个好人。他住在花园的一头,那儿有三间农舍。在约克斯雷旧居内只有这些人。而且,花园的大门与从凯瑟姆到伦敦的大路相距只有一百码远。门上有个门闩,谁都可以随便进来。
“现在我给你们讲苏珊·塔尔顿的证词,只有她还能说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