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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思想转变的当代启示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第1页）

今年3月19日是康有为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也是岭南近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3月8日，本报文化广场记者寻访了康有为的出生地，以及他在广东求知治学的主要地点，之后我们来得当今岭南学术重镇中山大学，采访了袁伟时教授。袁教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他就戊戌维新的得失、康有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康有为个人品质与戊戌维新失败之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今年是康有为诞辰150周年，而那场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站在今天的立场，应该如何评价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呢？

袁伟时：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的领袖。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并非始于康有为，此前，魏源、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王韬等人已经拉开了启蒙运动的序幕。他们的思想并不亚于康有为，只不过他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还停留在士大夫范围，没有造成广泛的群众影响。

记者：为什么康有为能把维新运动推向更广泛的群众层面？其契机又是什么？

袁伟时：其契机就是甲午战败。1894年爆发的那场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以中央帝国之尊竟然败给一个“蕞尔小国”，这就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中国所谓的同治中兴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我们的所谓中兴却走向了没落？这个问题朝廷也在思考，关于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到这个时候，他们也有了较明确的思路。1895年，光绪帝更是在一道圣谕中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在这种背景下，康有为等人通过给皇帝上书请求变法、成立强学会、办《时务报》等方式，终于把启蒙维新运动推广到群众层面。

记者：康有为本是岭南一传统知识分子，他幼承家学，所受的都是传统文化的教育。他后来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自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帅。他的思想是何时开始转变？

袁伟时：我认为这个转变始于甲午战争以后，即1895年以后。这个时期，他的两篇上皇帝书，观点鲜明；他的《孔子改制考》中的孔子，是披着儒家外衣，鼓吹西学、鼓吹众生平等的传道者；特别是他的“万身公法”书籍包括三部书其中的《实理公法全书》，旗帜鲜明地反对三纲和其他宗法专制思想，提倡科学，要求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可以视为19世纪杰出的启蒙运动纲领。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将《实理公法全书》的写作时间提早到1886年，他这个人有将自己作品写作时间提前的偏好，我们一定要认真分析考证。我认为此书的写作时间不早于1897年，不迟于1902年，最有可能是在1897或1898年。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康有为思想根本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据梁启超介绍，1889年，康有为受廖平影响，才从古文经学转为今文经学，专治公羊之学。1880年，康有为第一次游香港，大开眼界，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进京会试，回归时途经上海，“大购西书”。但那个时候，他的著作中只能见到一些现代思想的萌芽。这一点还可以从《新学伪经考》中可见，这部书写于1891年，但其结论从学术史上经不起推敲，从政治上又容易引起分裂，做的工作很不扎实。所以说，甲午战争前的康有为，不是先进的思想家。

记者：那么康有为的思想又是怎样转变的呢？

袁伟时：前面说到，康有为游香港，经上海，买了不少介绍西方思想的书籍，他正是受这些书籍的影响，才逐渐开始思想转变的。启蒙运动的先驱者魏源著有《海国图志》、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也给康有为以很大启发。还有，当时新兴的报刊也开始大量介绍西方思想，如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等等。特别是《万国公报》，主张“中国必须变法，但变法须不存畛域之见，由洋人为导师，走西方的道路”，给康有为以极大的启示。

记者：戊戌维新是以启蒙思想为核心的变法自强运动，这在当时顺应时代潮流，又顺应了民意，为什么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呢？

袁伟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当时的体制造成的，但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变法中抓不住关键，搞形式主义的一套，带来很多副作用。比如主张改服饰、剪辫子，最容易触动民族感情，引起朝廷反感。其次，康有为一介书生，实际政治经验严重不足，动辄斥责别人反对改革，在变法过程中树立对立面太多，这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再次，妄想利用袁世凯的力量搞政变，这很糟糕，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另外，他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主张迁都、打仗，都不利于变法的推进。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假传圣旨，引起了广泛争议。

康有为集纳当时西方先进思想，反复呼号，直至广为人知，这是康有为在学术思想上成功的一面。但是戊戌时期康有为还有另外一面，他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想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他自己则想成为这个国教的教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是这种活动的代表作，它们的学术成就不高，其价值主要是负面的。他在《保国会章程》中提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来说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记者：康有为思想转变及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有什么教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

袁伟时：戊戌维新运动虽然过去了一百多年，但其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值得我们不断追问。尤其康有为的思想转变以及他晚期的保守倾向，已经形成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教训。康有为思想中闪光的一面都是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的内容，而西方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已经形成普世价值；相反，凡是他想创造自己体系的著作，作用都不太大，比如《新学伪经考》，甚至《大同书》，其价值并没有一般学者认为的那么高。时至今日还有人试图创造自己的所谓中国式的学术和思想体系，他们并没有吸取康有为及戊戌维新的教训，其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当年在广州的重要活动场所，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您是怎么评价万木草堂的呢？

袁伟时：万木草堂是康有为自创的学堂，也是一个半政治化的团体，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政府宽容的一面。其主要作用是为戊戌维新运动培养了人才，积聚了力量。但它的教育水平并不高，因为当时康有为本人的思想甚至还没有达到郑观应《盛世危言》和林乐知《万国公报》的境界。万木草堂的教育水平也比不上后来梁启超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

记者：康有为也是近代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应该如何看待康有为与岭南文化的关系呢？

袁伟时：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讨论，这里不想详述。简单地说，康有为出生在广东，而广东又是最早打开国门的地方，与外面世界有一定联系，地理因素的优势影响了康有为。除此之外，康有为的求知和政治活动的经历反而显出广东的落后。康有为接受西方思想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从上海买到的，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上海。

康梁都是广东人，但康梁的主要活动——启蒙和推动改革都不在广东，维新运动广东是落后地区。为什么得天时地利的广东却没能保持先进性呢？广东人应该反思这一问题，尤其在强调思想解放的今天，广东人更应该追问。

2008年3月8日

原载于《深圳商报》200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