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七十名海豹队员、游骑兵和绿色贝雷帽列队缓步走上飞机,在棺撑前立正,庄严地敬礼,随后再走下飞机。我一直站在那里,当最后一人走下飞机之后,我也慢慢地走上坡道,来到棺掉前。
飞机里除了站在棺撑前的海豹突击队丰L兵之外,还有一位坚强的老战士,本·桑德斯军士,他是丹尼最好的朋友,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山区,是追踪和攀登专家,对于荒野了如指掌。他扶着棺材,悲痛欲绝,泣不成声。
我跪在棺材旁,向丹尼告别。随后我转身抱住迈克的棺材,记得自己当时好像说"对不起,真对不起。"现在我虽然记不起当时我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我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觉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想着迈克的遗体就要被运走了,很快许多人就会忘记他,另外一些人只会偶尔想起他,而只有儿个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但是迈克的死对我的影响最大。没有任何人会像我一样怀念他,感受他的痛苦,听到他的尖叫。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在凌晨的噩梦中见到他,永远热爱他,怀疑自己是否已经为他竭尽全力。
我一个人走下飞机,迪更斯医生开车将我送回医院。我站在病房里听到C一130开始起飞,听着它轰鸣着离开跑道,载着迈克和丹尼向夕阳落下的方向飞去,飞向离天堂更近的地方。
葬礼上常说的一段话突然涌上我的心头:'.岁月磨不去他们,每当太阳升起,夕阳落下,我们就会想起他们。"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病床上,我自己为两位牺牲的兄弟举行了告别仪式。
我现在非常担心艾克斯。他在哪儿?他到底牺牲了吗?但是人们找不到他,这实在太糟糕了。我已经精确指出了我们两人呆的那块洼地的位置,基地分子最后就是在那里把我们两个炸飞的。
我活下来了,但是我之前并没有像艾克斯那样身中五枪。我清楚地记得他最后的位置。我又与搜索队谈了一次,而且海豹突击队高层也不会将他留在那里。他们要再去一次,这次需要尽可能详尽的情报,更多的搜索人员和更多的当地向导。
我建议他们找萨伯拉村的长者,因为他肯定能够带他们找到阵亡的海豹队员。那时候我才从情报人员那里得知那位长者原来是搜索范围内所有三个村庄的总首领,在兴都库什山区广受尊敬,因为那里的文化不崇拜年轻、轻浮的电视名星,部落中的人们最重视的是知识、经验和智慧。
我们迅速与他取得了联系,几天后,这位老人,古拉布的父亲,我的保护人,带领一支美国的海豹小队向山区出发了。这支海豹小队由A排的人员组成,其中有我的许多兄弟,马里奥、克里、加瑞特、史蒂夫、西恩、吉姆和詹姆斯(这些都是现役特种作战人员,所以这里没有列出他们的姓氏)。
另外还有来自E排的一个搜索小队。他们整日都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而且携带了更多的水和食物,准备进行长期搜索,决心不找到艾克斯绝不回来。不,长官。我们决不丢下任何一个人。
那位长者几乎不与他们说话。但是他直接把搜索队带到了马修·吉恩,埃里克森遗体所在的准确位置。他的面部已经被近距离发射的子弹打烂了,基地分子发现重伤的美国士兵总会这样做。当我写到这里时,如果有人敢向我提《日内瓦公约》,我很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不管怎样,他们找到了艾克斯。在艾克斯重伤垂死的时候,基地分子把整梭子弹倾泻在了他的脸上。基地分子也是这样对付迈克的。但是艾克斯并不在我所认为的地点。我知道我们两个人都被一颗火箭弹从洼地里炸得飞了出去,我飞下了悬崖,但艾克斯最后的位置比我还要远几百码。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到达那里的。
当火箭弹打中我们的时候,艾克斯还剩下几个手枪弹夹。但当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身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弹夹了。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艾克斯肯定继续进行了战斗。当他从昏迷中醒来后,再次与那些混蛋作战,朝他们打了三十多枪(头被打烂了还在还击)。这一定激怒了他们,我猜正是因为如此,当艾克斯最后伤重不支的时候,基地分子才会如此野蛮地残害他的遗体。当他们把艾克斯的遗体带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7月8日夜,我乘坐一架波音C一l引运输机飞往德国。杰夫·德拉彭塔陪着我,寸步不离左右。在德国,我住进了美国驻兰德斯图尔空军基地的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基地靠近法德边境,在法兰克福西南方大约五十五英里。我在那里呆了九天,对伤口和背、肩、腕部的骨折进行治疗。但是那个百事可乐瓶子上的病菌不愿放过我的胃,一直折磨了我很长时间,使我很难恢复原来的体重。
当我看着我的队友的遗体被逐一送回国的时候,我感到无尽的悲伤,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也消失了。我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找回失去的自我。大部分队友的葬礼在我回国之前就已经举行了,我也没能参加海军为他们举行的纪念仪式。
迈克·墨菲海军上尉隆重的葬札在纽约长岛举行。他们封闭了好几条繁忙的道路,长岛高速公路上挂满了横幅,纪念一位在打击基地组织战斗中献身的海豹队员。
警察为送葬行列开道,数以千计的普通人前来向一位为国捐躯的人致敬。但他们并不了解他所有的英雄事迹。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我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在墓地的下葬仪式上拍的。当时迈克的棺撑正在被放入墓穴之中,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每个人都被淋得浑身湿透,表情坚毅的海豹队员们身着礼服庄严肃立,在暴雨中纹丝不动。每个人的遗体送回国时都由一名海豹突击队的礼兵护送,礼兵身着军服,为覆盖着星条旗的棺撑站岗执勤。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决不丢下任何一个人。
在探望亲属的漫长旅程中,作为美国海军的代表,迎接我们的都是热情、友谊和感激。我认为探访遍布全国的那些家庭说明不仅他们的家人会永远珍藏对烈士的记忆,他们曾经服役过的海军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美国海军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临近年底时,我的伤势有所好转但仍未痊愈。我被调回科罗纳多,从运输载具第一大队转人海豹第五大队,并被任命为A排的士官长①。像海豹突击队中所有的排一样,这个排有一套精确的管理机制,军官负总责,军士长主管,士官长具体管理。他们甚至给我安排了一张办公桌。第五大队的指挥官里卡·朗维中校像慈父一般关爱我,一级军士长皮特·纳奇科这位老战士也一样。
我自从七年前结束海豹基础水下破坏训练课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科罗纳多,这次重回旧地让我想起许多往事。我再一次走到当年接受训练的那片海滩,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懂得了作为一名海豹队员,应当期望些什么,忍受些什么,学会了耐受刺骨的严寒和剧痛,学会了决不迟疑、毫无怨恨地立即执行命令,而这是一切的基础。
我在那里奔跑、跳跃、托举、投掷、游泳、挣扎、拼命努力。当别人倒下时我继续前行。在这片潮水冲刷的沙滩上,无数人的希望和梦想化为泡影。但我的希望和梦想则在这里实现。我有一种滑稽的感觉,那个年轻、努力的马库斯·鲁特埃勒的灵魂会一直在这片海滩上游荡,拼命跟上参训的海豹候选人员。
我走回第一处营房,旁边就是'铣消室",当第一次听到里面的设①译注:英文为LeadingPettyOfficer,是海军中的一个职务而非军衔,通常由上士担任,在军士长的指挥下进行管理工作.
备启动时,我差点被吓得蹦起来。随后我来到粉碎机操场旁,当时海豹指挥官就在那里最终给我戴上了三叉戟徽章,并向我祝福。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与乔·马奇奥将军握手。
我望着海豹基础水下破坏训练班办公室外的那口钟,望着退训者留下他们头盔的地方。很快新的海豹基础水下破坏训练班就要开始了,又会有更多的头盔放在那里。上次来的时候我穿着礼服,与一群新海豹队员在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与我在一起服役。
我认为,我在兴都库什山脉执行最后一次战斗任务时所做的全部事情,他们中的任何人,在任何一天,都会不折不扣地加以完成。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只是一个得克萨斯的普通乡下孩子,接受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训练,跟一群最伟大的同伴一起战斗。海豹队员是战士,是美国军队的一线力量。直到现在,一想到我们的使命,我仍然激动万分。我站在粉碎机操场上,思绪万千,而我的背部和腕部又开始隐隐作痛,需要再次动手术。我知道我不能再迅捷地奔跑和攀登了,我的身体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我也永远不可能恢复之前的作战水平。可这没什么,反正我的身体素质本来就达不到参加奥运会的标准。
但我的确实现了我的梦想。我猜以后可能我会反复地问自己,为了这个梦想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而我的回答将永远跟第一天的回答一样:
,'是,长官。"
后记2006年秋,马库斯·鲁特埃勒与海豹第五大队一起被再次派往伊拉克。10月6日星期五上午九点,三十六名海豹队员乘坐一架C一17运输机从科罗纳多的北方机场起飞,前往阿尔·拉马迪基地,该基地位于巴格达以西六十英里。当然,巴格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麻烦的地方,这也就是海豹队员前往那里的原因。
海军派遣一位曾在阿富汗山区受伤的英雄前往伊拉克让许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会离开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去过相对平静的平民生活。因为即便时间又过了一年,他的背部依然疼痛不已,曾经粉碎性骨折的腕部也没有完全恢复,而且还要继续忍受那个百事可乐瓶子引起的胃病的折磨。
但是马库斯·鲁特埃勒的出征是一项个人决定。作出这一决定的是他本人,而不是海军。他与海豹的合同远未到期,更不会主动退出。我们已经提过,他的字典里没有退出这个词。马库斯想留下来,履行他作为A排军士长的义务,承担这一职务带来的重大责任。
他对我说:"我希望跟我的人一起走。因为如果我不在,而他们又出了什么事的话,我绝不会原谅自己。"
马库斯·鲁特埃勒就这样回到了战场。C一17运输机运载着海豹第五小队的各种装备,从机枪到手榴弹,还有摩根·鲁特埃勒军士(B排)。
不过他们的母亲未必喜欢这样一个新组合。
马库斯的胸前挂上了一块新标志,
上的那块标志一模一样。他告诉我:我的祖国,为了孤星之州。"
跟放在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办公桌"这就是我为之而战的目的,为了
这位彻头彻尾的海豹队员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和我的人出去几个月,上帝保佑得克萨斯。"
―帕崔克·罗宾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