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曹操评论的两个人,一个是桥玄,一个是许劭。桥玄称他为命世之才,能安天下。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两人的说法不同,意思是一样的,总之,都很佩服他。
奸雄这一鉴定是许劭的创造,后来许多关于曹操的评论,大体和这一创造有关。
这两句话的意义,第一,治和乱是相对的,能臣和奸雄却指的是同一个人。第二,无论乱世治世指的都是曹操所处的时代。第三,曹操的人格有两面性,有能臣的一面,有奸雄的一面,也就是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基本上赞成他们的话,认为公道。问题只是一个奸字。
奸是对忠而说的。对谁奸、忠呢?从当时当地的人来说,对象是汉朝皇帝,是刘家。从当时当地汉朝的臣民说,对汉朝、对刘家不忠的是奸臣。但从整个历史,从此时此地的人来说,一非汉朝臣民,二非汉帝近属,硬派曹操奸臣帽子,为汉献帝呼冤,岂非没有道理之至。
但是,问题也不简单,尽管过了多少朝代,甚至到了今天,还是有人对曹操夺取刘家政权有意见,岂不可怪。
说怪,其实不怪,其中有个道理。
原来国家这一观念是近代才形成的,古代的人对国家的观念并不那样具体。比较具体的象征是皇帝,有了皇帝,也就有了政府了,有了法制了,也就会有统一的安定的局面。没有皇帝,没有政府,没有法制,天下就大乱了。因此,忠君爱国四个字总是连用的。要爱国就得忠君,不忠君也就是不爱国,皇帝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忠、爱的对象,也就失去了和平、统一、安定的秩序。至于皇帝是什么人,什么样子,那倒关系不大。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和法制。
从秦始皇统一以来,二世残暴,统治时间短,秦亡,没有听说有人要复秦的。但从汉朝起,情况不同了,刘家统治了几百年,维持了几百年和平、统一、安定的生活秩序。在这几百年中,在人民中建立了这样一个信念,要生活安定,就得统一,要统一就得要有皇帝,而且只有刘家的才算。王莽也做过皇帝,但是不行,搞得天下大乱。后来刘秀起来了,是刘家子孙,又维持了许多年代。东汉末年,政治腐烂得实在不像话,人民忍受不住,起来闹革命,黄巾大起义,被政府军队和地主武装残酷镇压,失败了,造成地主武装割据地方,连年混战的局面。到处是屯、坞、堡、壁,这一州,那一郡,这一个军事集团,那一个军事集团,打来打去,百姓流离,饿死道路,妻离子散,田畴荒芜,人民吃够了苦头,普遍的要求是统一、安定和平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皇帝这一象征成为人民向心的力量。忠于皇帝也就是爱国。
曹操掌握了汉献帝这一工具,组织了强而有力的政府,颁布限制豪强的法令,也就适应了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和平的愿望,符合了时代要求。当时的中原豪族,衣冠子弟,中小地主都被吸引在曹操周围,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了瓦解敌人的军事优势,壮大了力量,巩固了统治。同时,通过这一工具的利用,也继承了汉朝的政治遗产,利用了汉朝的政治机构和人才,逐步建立安定的秩序,颁布法律,发展生产,得到人民的护拥。
同样,江东孙权这一家,虽然割据江东,却还用汉朝官号,用这块招牌办事。四川的刘备更是自称汉朝子孙,用这牌号来骂曹操是国贼。直到曹丕称帝以后,这两家才先后称帝。
以后历史上,唐朝亡了,少数民族的李存勗还称唐,宋亡后几十年,韩林儿起义还冒称是宋徽宗子孙,明亡了,鲁王、桂王还在沿海和西南地区继续抵抗,并且都取得人民支持,道理就是这样。
要说曹操挟汉帝就是奸臣,那么,反过来,曹操不挟,汉朝早完了。曹操用上这块招牌,从公元196年到220年,汉朝多延续了二十五年。要是曹操不挟,如他自己所说的,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延长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正因为人心思汉,汉家这块牌号还可以继续利用,曹操一生不称帝,周文王是他的榜样。到曹丕继位,经过曹操二十多年的经营,内部巩固了,另一面,吴、蜀一时也打不下来,才摘了旧招牌,另起牌号。
总之,曹操这顶奸雄帽子,是扣死在和汉献帝的关系上面的。过去九百多年都骂他作奸臣,是由于过去的封建体制、封建道德所起的作用。今天,评价曹操,应该从他对当时人民所起的作用来算账,是推动时代进步呢,还是相反?
我以为奸雄的奸字,这个帽子是可以摘掉的,这个案是可以翻的。
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镇压、屠杀黄巾是坏事,是罪恶。但是,也应该分别来看,第一不能以曹操曾经镇压黄巾就否定他在这一时代所曾起的作用;第二曹操的对手刘备和孙家父子都是镇压黄巾起家的;人们骂曹操,却同情刘备,称孙家父子是英雄,同样的凶手,袒刘、孙而单骂曹操,这是不公道的。
除此以外,曹操还犯了不少罪,一是攻伐徐州,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屠虑、睢陵、夏丘诸县;二是官渡之战,坑杀袁绍降卒八万人;三是以私怨杀崔琰、华佗等人。
至于《捉放曹》杀吕伯奢全家这一件恶名昭著的坏事,倒应该有所分析。据《三国志》注有三说。一是《世语》,说吕伯奢不在,五个儿子在家招待,曹操疑心他们谋害,夜杀一家八人逃走。一是孙盛《杂记》,说是曹操听见吕家吃饭家具响声,以为要暗害他,就杀人逃走。还自言自语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捉放曹》是综合这两说编成戏的。其实孙盛的话就有漏洞,人都杀光了,自言自语的两句话是谁听见的?第三说是《魏书》,说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抢劫曹操的马匹衣物,被曹操杀了几个人。这一说对曹操最有利,但偏偏不用。从历史事实说,裴松之是很小心的,把《魏书》的说法引在第一,三说平列,不加论断。从时代先后说,孙盛是晋朝人,他记的史事一定就比《魏书》正确,也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