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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第1页）

《帕尔马修道院》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一八三九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是继《阿尔芒丝》（一八二七年发表）与《红与黑》（一八三年出版）之后司汤达的第三部重要作品。

司汤达是马里-亨利·贝尔的笔名。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南方的一个名叫格勒诺布尔的城市里。要不是他在生前用司汤达的笔名写下了《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万》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作品，尽管他当过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需官，并且有过多年的外交官生涯，现在不见得有人还会记得他的名字吧。一八四年十月，贝尔为了《帕尔马修道院》在给《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的复信中曾经说过：“我想，五十年后，某一文学补缀家发表片段拙作，也许会以不矫揉造作和真实而为人悦读吧”；他还在信上说：“一百年后，谁还说起维莱尔先生、马尔蒂雅先生？即使达莱朗先生，也无能为力，除非他留下一部《见闻录》，而且还要真好才成。”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具有充分的自信，而对那些显赫一时，然而无所作为的显宦却是十分轻视的。

小贝尔生在一个律师家庭里。在他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离开尘世。小贝尔的父亲谢吕班·贝尔是个敬神的、敌视新思想和反对革命的有产者。他在丧妻以后续娶了他的小姨，那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专横的女人。小贝尔从小被交给一个耶稣会神父抚养，但是无论是那个神父还是他的父亲和后母，都不能对他的思想有所影响。恰恰相反，他对他们始终毫无好感。第一个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某些进步思想的可能是他的外祖父加侬大夫，一个伏尔泰的信徒。司汤达后来在回忆时说：“实际上，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加侬教养成人的。”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当时只有六岁的贝尔对每一条从巴黎传来的消息都感到心醉。他怀着兴奋的心情目送共和国士兵沿着格勒内特广场经过他家的门口。他听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时候，是兴高采烈的。在“恐怖时期”，他那个反动的父亲不得不躲藏起来，但小贝尔却为自己家庭的敌人的胜利而祈祷。他后来在回忆时说：“我缝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在共和党人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我就独自在我们那所大住宅的空房间里举着它。当我的旗子被撕毁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是殉国的烈士一样。我酷爱自由……当时有过两三句箴言，是我到处都在写的；这些话常常使我感动得落泪。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是：‘不自由，毋宁死。’”小贝尔由于对他反动的家庭深恶痛绝，站到了革命这一方面。从此，他就以雅各宾党人自居。

一七九六年，贝尔进入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求学。这类学校是在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存在的时间很短，从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二年。它的宗旨是培养真正的爱国者、有思想的人才和干练的专家。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数学、力学和物理等自然科学，还有逻辑学、法学和历史等。教师大多是启蒙运动思想的拥护者，也经常用这种思想来教育学生。在学校里，贝尔非常用心地跟着教师格罗学习数学。他热爱数学的无可争辩的精确性及其论证的真实性；这种对于精确性和真实性的爱好，后来成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一七九九年，贝尔在中心学校毕业，到巴黎去准备上专门培养军事技术人员和炮兵军官的综合工科学校。但是在次年，当时他十七岁，他来到日内瓦，虽然从未学过骑术，却跨上一匹马，冲过阿尔卑斯山，越过圣贝纳德山，在波拿巴经过后两天追上了远征军。他在远征军中经历了马伦哥战役，以后又在第六骑兵团当中士，不久升任少尉，担任米苏将军的副官。他来到米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的艺术品和拉·斯卡拉剧院里的出色的歌剧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一八一年十二月，亨利·贝尔脱离部队，定居巴黎。他在昂纪维里大街的六层楼上勤奋地钻研唯物主义的哲学和他心爱的文学作品，同时学习古希腊语和英语。爱尔维修、孔狄亚克、卡巴尼斯、蒙田、拉布吕叶、卢梭、阿尔菲爱里和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对他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卢梭浮夸的文体很快地使他感到不满。他对矫揉造作是无法容忍的。

一八六年，他再度回到当时在德国的波拿巴皇帝身边，在不伦瑞克当了皇室领地的总管。一八一年他在巴黎当参政院案办，不久又当皇室产业总管。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波拿巴远征俄罗斯。贝尔也参加了这次战争。他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熊熊烈火，最后他跟随法国部队一起仓皇撤退。从此他就脱离了军界。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重登皇位时，他没有再去投奔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中，他对波拿巴做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伟人有他敢作敢为的气魄；他成功了；但是由于追慕表面的荣华和富丽的宫廷生活，他欺骗了民族，他自己也垮了台。……民族犯了错误，伟人自己也犯了错误。”作为一个雅各宾党人，他谴责拿破仑的独裁政治，谴责他从厄尔巴岛归来后不该赐封贵族，沉湎于逸乐，抛弃公正的、深得民心的理想。但是贝尔对拿破仑始终保持着敬仰的心情，因为他明白拿破仑保全了某些革命成果，虽然这些成果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但是比起革命以前的社会制度来终究有所进步。

拿破仑失败以后，贝尔出于对音乐和艺术的爱好，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二一年，一直侨居在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米兰，只有在一八一七年，他曾经到巴黎、伦敦和格勒诺布尔去过一次。意大利人民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奥地利政府在它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最严酷的警察制度。烧炭党人为了摆脱外国奴役和统一意大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贝尔不但同情那些革命者的斗争，而且同其中一些人如贡法洛尼里、蒙蒂、贝尔歇和贝利柯等交上朋友。他一直受到奥地利警察的监视，而且终于在一八二一年被作为一个烧炭党人驱逐出境。意大利的革命风暴始终在他的胸中激荡。明媚的南欧阳光对他永远是一个温暖的回忆。多年以后，在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中，他塑造了一个为了祖国利益而牺牲个人幸福的烧炭党人彼耶特卢的高尚形象。在《红与黑》中他描绘了流亡在巴黎的烧炭党人阿尔泰米拉伯爵。侨居期间，贝尔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维也纳来的书简》于一八一四年问世。随后他出版了《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和《海顿、莫扎特与梅达斯泰斯生平》。这些著作他都是用笔名发表的。在意大利贝尔好用假名，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严密的警察统治。“司汤达”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罗马、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上。后来，他选中它作为唯一的笔名，在其他的著作上也都一律改用了这个名字。

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三年他住在巴黎期间，经常在画家兼文学批评家艾继安纳·德莱克吕士家里出入，那里聚集着一批反对王政复辟的文人如保尔-路易·库里耶、小安贝、路易·维太和梅里美等。他们除了讨论文学上的问题外，还讨论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批评复辟政权的各种措施。

一八二二年他出版了《论爱情》。他根据孟德斯鸠论气候的学说、爱尔维修关于人类有权享受幸福的理论、孔狄亚克和卡巴尼斯论感觉的学说建立了爱情论，但是这本书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十一年中只售出七本。不过一八二三年出版的《罗西尼传》却获得成功。他的文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在同年问世。第二部分出版于一八二五年，是对法兰西学院院士奥瑞的答辩。他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见解，远不是他的同时代人所能全部理解的。他提出莎士比亚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来和拉辛相抗，主张必须扬弃古典悲剧，也即代表君主政体的伟大的十七世纪的悲剧，而用他所说的“散文体的悲剧”来代替它。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而古典主义者则是那些在他们死了百年以后惯于去模仿他们，而不去睁开眼睛观察和模拟自然的人。”他对浪漫主义这个名词的解释，实质上正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他对古典主义的因袭模仿、矫揉造作的抨击，实质上是对专制的君主制度的批判。事实上，尽管他举出拉辛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他倒并不反对拉辛本人，也不反对高乃依和莫里哀等伟大作家。他反对的只是那些十九世纪的低能的模仿者，因为他们死守着美学上的陈规不放，盲目模仿先人的作品，完全是脱离当前的现实。同时，他还反对消极的浪漫主义，对那些“探讨‘富于梦幻的风格’‘灵魂的秘密’”的诗人们（其中有同他论战过的拉马丁）都嗤之以鼻，还是一八二年在骑兵队里当军官的时候他就曾为了嘲笑“森林的模糊的树梢”，差一点同夏多布里昂的崇拜者决斗。总之，司汤达所谓的“模拟自然”，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反映现实”。凡是脱离现实的作品，不管是古典主义的或是消极的浪漫主义的，他都容忍不了。他直率地指出：“要想模仿这个伟大的人物（指莎士比亚），就应该去研究怎样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贝尔用司汤达发表的几部伟大的作品《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万》等是实现了这个原则的，不过不是用戏剧的形式，而是用小说。

司汤达的头一部小说《阿尔芒丝》在一八二七年出版，当时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甚至还受到他自己的朋友们如梅里美等的批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他在序言中坦率地承认这部小说“讽刺地描写了工业家和特权阶级的人们”。这位雅各宾党人的政治观点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来没有对贵族和资产阶级抱有好感，恰恰相反，他“总是极其鄙视资产阶级，好像出于本能似的”。他在这部小说中描绘了一幅法国王政复辟时期贵族生活的阴暗的图画，刻画了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一对不安于现实的、热情磅礴的青年奥克塔夫和阿尔芒丝的爱情和悲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