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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我外、婆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的接济，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还是外婆知愉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11＇

要找出蒋先生不喜欢苏联的证据，千千万万，问题就在于那个时期的蒋介石。一九二五年，蒋介石、鲍罗廷正打得火热，没有苏联的卢布、枪枝，当年黄埔军校都无法成立，不喜欢苏联，他绝不会叫出“以苏联为师”的口号来。

一九二五年，蒋陈结婚，才三年不到，枕边细语，陈对蒋有相当分量的影响力，人人可以置信。经国留学这件事，蒋会固执到非要“一再劝说”，才“勉强赞同”，恐怕与蒋的为人个性不合，有保留存疑之处。

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送经国去莫斯科，这个注他不下吗？后来纬国去柏林，不正是南京向希特勒认同之际吗？至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戏剧性发展，使得蒋先生噬脐莫及，那是连神仙都料不到的。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和第一批二十二位同学，＇12＇搭上一艘苏轮，经过三昼夜的航行，从广州抵达上海，借候船之便，和毛福梅作短暂团聚。

经国的鸿鹄之志，则是毛夫人所无法了解的，“革命”等新鲜词儿，几乎听厌了，革命使她丢了丈夫，现在恐怕又有失去独生子的危险。怎么解释，奇　…書∧　網毛夫人也不懂，革命何以非到那个远在天边的地方。毛福梅流了无限眼泪，经国除了安慰，一样涕泪纵横。但是，改变是不可能的了。

去苏联的行程，共有三条路线。一为从哈尔滨，转中东铁路，但满洲为张作霖控制，安全有顾虑。二为转道欧洲去莫斯科，路太远，旅费太贵。三为从上海搭苏联货轮，到海参崴，改走陆路。

海参崴，历史上曾是大清帝国的疆土，咸丰手里，割给帝俄，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苏联东方重要的海军军港，西伯利亚铁道终点于此，故贸易颇盛。

中国色彩，仍很浓厚，华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近乎半华半俄，华人经营的餐馆、茶室、赌馆、戏院、烟馆，应有尽有。第三国际负责接待的，是位德国犹太人韦登麦，＇13＇除了朔风凛冽，万里冰封，冷得不太习惯以外，并无异乡异样的感觉。

四天半后，登上去莫斯科的火车。这是一段枯寂漫长的行程，每人分配到自己的床位，可惜，是双层硬席，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木材，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悉赖停站供应。这就象我们在《齐瓦哥医生》影片中所看到的场面，那么寒怆了。

海参崴距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经国的一位旅途同伴，把此行见闻，描叙得很细致生动，兹摘要援引：

“火车自海参崴出发，因为路线弯曲，地势高低不平，以故车行甚缓，第三天才到赤塔。这是西伯利亚的东部重镇，为原日远东政府首府。纵贯东三省的中东铁路，即在此接轨。这仿佛一把利剑，当胸插入我国东北的心脏，而刀柄就在这赤塔！我们正在赤塔站上欣赏风光，忽然一个武装兵，紧追着一位湖南籍同学，直迫车箱。其势汹汹，仿佛是抓强盗似的。我们查问情由，才知道这位同学曾以自备照相机在车站摄取风景。这是他们的法律所不容许的。经过再三解释，卒将胶卷没收了事。但这位同学却已吓得面无人色了。赤塔西行第三天的早上，远远望见贝加尔湖。绿波荡漾，水天一色。晌午始近湖滨，接连穿过几十个山洞，山洞都是在湖滨岩石之下开凿而成的。隧道虽多，但都很短，车行其中，一如游龙穿洞，宛延曲折，景致绝佳。吾人身在车中，乍明乍暗，亦生情趣。湖的南端，火车靠站，大家一拥而下，争相欣赏这世界第一深水的内陆大湖。一片汪洋，如临火海，唯一可资凭吊的，就是兀立湖滨的一座小神龛，用火砖砌成，不过数尺见方，龛内空无一物。据说这就是当年苏武牧羊北海时栖身的所在。除此可供留恶之外，其它实无可观。

伊尔库次克以西，东方色彩，亦逐渐淡薄而趋于消失。这城是西伯利亚的首府，为既往总督驻节地。其规模之大，工业之盛，在当时的西伯利亚区，实首屈一指。这从车站建筑之宏伟及工厂烟囱之林立情况下，亦可窥知一二。但时势推移，不久之后，这种优势，又为其它新兴城市所取代了。苏境内有几座大桥，其中以伏尔加（旧称涅瓦河）大桥为最长。桥的两瑞及中间桥墩上，都站有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甚为严密。火车过桥，必将窗门关闭，不准窥视，仅可从时间上推知其长度而已，漫长的旅程，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到达终点——莫斯科。若自广州出发之日算起，沿途连行带住，大约是一个月光景。”

孙逸仙大学，位莫斯科阿罗罕街，坐东朝西，是一座平庸的方形建筑物、正面有个花园，当中是甬道，两旁栽了些花木。隔着马路．座落着一所大教堂，建筑甚别致，中间突出一个大圆顶，四面环绕着四个圆顶，成莲花形，据称规模仅次于罗马大教堂，居世界寺院第二位教堂四周的广场，即是“孙大”学生早操、散步、溜冰运动的场所。

苏联平民，差不多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15＇保密反正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学校的建筑规模，比想象中差得多，它的外表象个党政机关，而不象个生动活泼的大学。经国对一这些都不介意，到革命的摇篮里，读书求知，并不是他万里迢迢的目的。

当他跨进“孙大”的大门，等迎着的是一群自京、津先期到达的同学，问长问短，亲切热情。事务长博古列也夫，早做好充分的准备，从饭票、理发票、电车票、寝具到日用品如梳子、鞋油等，井井有条，一应俱全。经国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是，学校方面为每一个人准备好奇怪的俄罗斯名字。尼古拉同志，从此长期替代建丰和经国。听起来怪别扭，感觉却很新鲜。

学校采小班制上课，经国和其它二十一位同学，“恰好编作一个教授班”，教室宽大，每人大桌子一张，上课、自修、开会、休息都在此。

课程计有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资本论）、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

一天八小时课程，“其余一半时间”，毛以亨说“学生都在开会，讨论问题做结论。＇16＇

王觉源也说“孙大”是以学术做幌子，没有念书求知这回事，它的口号是‘开会第一，上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有会，清早有会，午夜有会，会不完，不准去上课，上课的是“学院派”、“个人主义”：会不停，不许吃饭。吃饭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私主义”。

这种训练，极其机械刻板，他们为它定了名字—“行动学习”，包括下列四种：（1）自我批评，各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细胞，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竹，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4）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

不幸，这样的训练方式．后来经国把它移植到中国，台湾北投的复兴岗就是成功的“孙大”翻版。校长王升没有去过苏联，却学会拉狄克、米夫的本事，且弄得维妙维肖。

名义上，“孙大”为纪念孙逸仙而设，目的为中国革命培养革命干部。全部课程中，没有半个钟点涉猎到三民主义造就的干部，亦以训练共产党人为目标。

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领袖的，计有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乌兰夫和蒋经国且是坐同一张凳子的“孙大”同学。＇17＇

早期中国留学生，上课靠翻译做桥梁，日本如此，苏联亦不例外。但经国苦学俄语，他的俄文，即此时奠下的基础。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和签汀时，他是成员之一，以后担任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协助熊式辉和苏联人办交涉，也都借重他的俄文和旅苏经验。马林科夫偏说他讲的俄语听不懂，则是故意奚落的成分居多了。开学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始举行开学典礼。那天，

“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亲临主持，＇18＇地点假工会的大厦举行，礼堂正中，孙中山、列宁的画像并列。托洛茨基能言善道，手舞足蹈，他那富煽动性的言辞，打动台下无数听众。经国的感觉，与众不同。蒋先生一九二三年访苏，遇到的正是这位军事天才，他对托的衷心折服，和他日后变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能由此开其端。

革命后的苏联，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对中国的留学生，则出奇的慷慨。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改三餐，面包黑自兼备，取之不尽。牛奶肉类，绰有余裕。生活津贴，每月二十卢布，一般多花在烟、酒和“中国饭”上。

男女关系，本着“性解放”的风气，十分随便，交往对象，先是自己人，再向外发展“向俄罗斯女孩进攻”。精力正旺的经国，“不弹此调，有空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19＇

反映经国当时对赤都的印象，可借助部的他写的日记。

“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从前能够读书的，只是富家子孙，现在每个劳动者，都有读书的机会。当然的，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所以，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现在我们莫斯科大学中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九是工人，这都是将来为人民创造幸福的人们，我今天虽然很苦，但将来是幸福的……。

有位铁匠出身的国家商店店员，因为算错了帐，受到讥讽，但却表示他的信心说：我是一个铁匠，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们工厂的党部就派我来此学习，只要能吃苦，有恒心，令天算得虽慢，明天就会快起来的；今天国家虽弱，明天就会强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国家的总算盘算错了。革命以前这都是莫斯科资本家大商人的避署处。现在都归国有，给劳动者享福！这是我们俄国革命者流血的结果。从前在这许多房屋中，这样好的风景区内，只有三、四十个有钱的剥削者，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现在所内有八百个工人休养。”＇20＇

字里行间，尼古拉同志，对他未来的“祖国”，从心底里赞美、钦佩，以致毫无保留地认同。中国的希望，进而人类的希望，全靠苏联做救星。共产主义、列宁、托洛茨基，将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希望的光芒。

革命后的新生事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布尔乔维亚们，朝气蓬勃，的确胸怀大志，以解救人类为己任，配合巧妙的宣传，伟大的空话，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心目中震荡，包括约翰·里德，＇21＇那位美国作家在内。

不幸地，很多虚假的东西，乌托邦式的理想，经国缺少透视的能力。一方面，他知识有限，思想真空；一方面，他对主义信仰的狂热，把理智泯灭了，这是青年人的通病，非独经国为然。

正因为信仰坚定，“孙大”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抵达赤都的第八个星期，以火箭速度，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要求。＇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