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下半年,东线战场上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8月份开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噩梦!我们几个营的兵力加在一起,只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打得只剩下不到一百个人。我看着成片成片的战友在我面前倒下,看着刚刚还在和我说话的他们不断的在我身旁转瞬死去,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的害怕,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苏联人在战场上的顽强绝对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后来,战斗变成了持久战,天气也越来越冷,补给却总是无法跟上。好几个营的营长都战死了,而且原来的编制也都无法再组成完整的建制,所以我这个副连长就被就地任命为连长,负责把几个残部收编起来,再组织战斗。
我们就这样坚持到了12月,一次在一个小树林里,我们连和一支苏联的步兵小分队狭路相逢,经过几番恶战,双方把弹药都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没了弹药的我们就只能是肉搏战。那时,我和一个苏联的中尉扭打在了一起,被苏联那鬼天气冻得够戗的我行动远没有他们迅速,所以没打几回,就被他死死的压在了地上,他拔下枪上的刺刀朝我胸口这里砍过来,要不是我胸口处正好放着钢笔和笔记本,替我挡了一下,我肯定被他给捅死了!
当时我身上负了伤,疼得我心中发狠,就想和他同归于尽算了,于是趁他不注意抽出靴子里藏着的用来防身的勃郎宁手枪,给了他一枪,这才活了下来。天气很冷,冻得我身上的流出来的血没过多久就和衣服冻在了一起,没办法,为了活命,我只好把那个苏联人的衣服、鞋子全给剥了下来,穿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发生遭遇战的地方靠近波兰边境,这些年来,看过无数残酷的现实,我实在不想再打仗了!说出来我也不怕你嘲笑我是懦弱的胆小鬼,是逃兵,我当时真的就想这样,扮做逃难的难民跑回波兰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回到维也纳去找你们,所以为了怕被边境的苏联人认出我来,我把所有身上和德国有关的东西都摘了下来,扔在了那个苏联人的身上。
我白天窝在灌木丛里动也不敢动,到了晚上才敢出来赶路,可我身上有伤,又没吃没喝的,所以才走了一天,就昏倒在路上,被过路的苏联巡逻队发现了,把我当成苏联伤兵救了起来,可等我醒来,他们发现了我不会说俄语,知道我是冒充的,这才把我关进了战俘营。
我原本还不知道自己的笔记本遗失了,直到被抓进战俘营,脱光了衣服检查身体时,才发现我的笔记本不见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找不到那些东西了,可没想到,它们却被当成我的遗物给送到你们手上了。
我也知道万一两军事后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扔在那个苏联人身上的身份牌一定会被当成我阵亡的证据的,到时阵亡通知书寄回家,你们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的。所以我在战俘营里伤都还没好透,我就千方百计的想逃跑,翻墙,挖地道,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我想利用一切机会告诉你们我还活着,可是每次我都没能成功,有一次,还被看守揍得半个月都起不来……
云,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告诉你们我还活着,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啊!如果早知道我当初扔的那块牌子会造成你们这些年来的痛苦,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就是死我也不会摘下来的!至少维罗尼卡也不会为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说着,赫曼痛苦的抱住头,埋首在自己的臂弯里。
“我们这三个人里,赫曼在战俘营里的时间最长,1942年年底的时候就在里面了,后来就是我,最后才是路易,只不过巧的是,苏联人把我们关在了一起,时间一长,我们也就成了朋友,在里面我们互相照顾,互相鼓励支持,否则也不会活到今天了!
要知道当初送进苏联战俘营里的人可有整整4万多人啊,可现在能活着回来的只有当初的1/4,我们在战俘营里什么苦没吃过,挨打和挨饿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每天强体力的劳动,开山,修路,还曾经被送到最寒冷的西伯利亚煤矿,每天在地下400米的地方劳动。
那里离中国的满洲里大约有500公里,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40度!或许这对那些习惯寒冷的苏联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那里就象是地狱一样令人无法忍受!我们这一批去的时候战俘共有2500人,可回来的时候却只剩下了760个!
但是,恰恰就是这段象噩梦一样的经历使我,或者说使路易、使赫曼、使很多象我一样的老兵在回忆战争的时候心态变得无比平和,现在我最想感谢的人就是阿登纳,如果没有他,可能我现在还待在那里,受着无穷无尽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一生会是个什么样子!
今天,我能活着回来,就已经是上帝给予我的恩赐了,比起那些死在苏联的同伴来说,我何其幸运,现在我除了想找到我的家人,与他们团聚外,其他什么都不去想了!”吕贝克中校接过赫曼的话,无比感慨的说道,眼神显得格外清亮和坚定。
我真的没有想到,与沃尔特的战俘生涯相比,他们几个人在苏联的日子是那么的艰苦,他们这十年来,真的是在过非人的生活啊!原本我以为沃尔特有时不经意间提起的美国人给他们“开小灶”已经是违反国际战俘公约了,可现在我才知道,与那些美国人相比,苏联人是最不遵守人道主义原则的战胜国了!
听完他们讲述的这些事情,我早已不再埋怨赫曼,甚至心里更是生出对他的无限同情,望着我们面前的这三个遭遇各异,但却同样遭受无数苦难的男人,我不由得抓紧了沃尔特的手,心怀感恩地深深地望着他。
沃尔特似乎从我眼睛里读出了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轻轻地在我脸上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对正兀自沉浸在各自情绪中的三人郎声道:“好了,我的朋友们,那些苦难的日子都过去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天了,从明天开始,把过去的那些不开心的,可怕的事情统统忘记,开始新的生活!”
我也站起身来,对赫曼道:“赫曼,你什么时候想好面对维罗尼卡了,就告诉我,我陪你一起去见她!我想她那么善良,一定会体谅你的苦衷,一定会原谅你的!”
赫曼抬起头来无助地看着我,良久才终于缓缓点了点头。望着赫曼,我不由得想到:维罗尼卡,你的冬天过去了,或许你的这个迟到了十多年的春天终于要来啊!
步步高
按照早在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定下的退伍军人享受的各种政策,布维医生他们三人必须也在规定的期限内回到各自的老家去重新登记注册自己的户口,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各种福利待遇,所以在我们这里住了没多久,他们就都陆续返回了家乡。
布维医生的家乡在斯图加特,与其他两个人的家乡相比,是离慕尼黑最近的城市,所以他走的也是最晚。临走前的那些日子里,他在沃尔特的帮助下去了慕尼黑各大报社登了寻人启示,还特意去了一次波兰,在华沙当地最大的报社里刊登寻人启示,与在慕尼黑登报时不同,他还专门附上了妻子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