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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1页）

首先要谢谢大家周末的晚上来听这个很偏的题目。我想，辛亥革命的过程等一般人知道的就不用讲了；要讲的大致上是我认为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我认为需要特别突出介绍一下的情况。

我一直做中国19、20世纪的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主要做1949年以前那上半叶。做这个研究特别是最近十来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现代化的路走得那么坎坷，那么弯弯曲曲，到现在还是一个奋斗目标？我想，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希望得到比较确切答案的问题。辛亥革命研究应该与这个大背景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令中国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名义上非常先进。日本是现代化强国吧，但是它还是一个帝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跟一般的立宪国不同，天皇还有很大的权力。1911年中国一下子成了共和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占有什么地位？首先介绍一个人的评价。你们知道不知道章士钊？一般念过中学的人可能都知道。鲁迅就讽刺他是“老虎总长”。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司法总长，也做过国会议员等。但是他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的宣言、通电就是章士钊起草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曾拼命拉拢他。这就要讲到袁世凯是怎样飞黄腾达的。袁世凯讲武，不是行伍出身；讲文，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不是所谓“正途出身”。在当时，这些是很不利的条件。但是他投靠了清帝国驻朝鲜的庆军统领吴长庆，在他手下做幕僚，后来参与镇压朝鲜内部的动乱和练兵等活动，得到吴长庆的赏识和提拔。也就是说，吴长庆是袁世凯在军界和政坛得以迈开第一步的恩公。吴长庆的孙女吴弱男嫁给了章士钊。袁世凯对这位恩公的亲戚自然特别关照。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命章士钊做北京大学校长，报纸都公布了，但是章士钊坚决不干。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章士钊明知道这是要失败的（等一下我再说明原因），还是跟着黄兴到南京坚决起兵，反对袁世凯。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又参加护国运动。梁启超他们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他是军务院的秘书长，又是两广（广东、广西）都司令部（所谓“都”就是总的意思）都司令的参谋长。他在1961年的时候写道：“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36意思是说有些人夸大辛亥革命的胜利，牛皮吹得太厉害了。

平心静气而论，辛亥革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上作用不大。说得简单一点，它只是换了个招牌。一个主要作用是将皇帝推翻掉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摧毁中国早已僵化的意识形态有作用。原来有三纲，没有皇帝了，君为臣纲还站得住吗？站不住了。这一个纲站不住的话，整个三纲的基础就动摇了。在思想上对促进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有作用。除掉这个以外，我没有想到其他更重大的意义。

但是，思想变革也不能讲辛亥革命就是最重要的。中国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变革，从什么时候开始，谁点起这把火呢？1833年，鸦片战争前七年吧，一个德国传教士就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传教士当然要讲点宗教，但这份杂志的基本内容是介绍现代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基本常识。它介绍英国，说英国有一个公会（国会），整个国家的基础是“人有自主之权”。它说的自主的意思是自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人有自由权利”。它还讲到从国王到一般老百姓都遵守“律例”，即遵守法律，遵守法治。没有这些，国家就会怎样呢？“百工废”，百业都会萧条；有了这些，就会慢慢兴旺发达起来。137介绍英美等国，都着重从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着眼。可以说，现代思想的传播和传统思想的变革，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外来的有识之士（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本国的思想家、留学生、驻外使节，包括魏源、郭嵩焘、王韬、严复等等，办报刊、出书、写文章，艰辛地不断耕耘，慢慢就开始变化了。特别是1895年中国给日本打败以后，掀起了第一次启蒙运动，那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前后的启蒙。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严复。严复在1895年提出：“国贵自主，人贵自由。”揭示国家的独立自主，公民在方方面面的自由，既是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又是决定一个国家盛衰的关键。他说为什么西方那么富强，而中国学西方却还是那么贫弱，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这五个大字！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138仔细考量一下，以后的所有政治口号，恐怕都没有这八字箴言说得那么深刻、到位。“反封建”就是争自由，打破各种枷锁，争取经济、政治、学术、言论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离开公民的自由这个根本去谈“反封建”，必然离题万丈。对这个基本内涵的偏离，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国家的问题则在独立，摆脱殖民地、附属国之类的不平等地位。有一个说法是要“讲国家的自由，不能讲个人的自由”。始作俑者是孙中山。这是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口号。

1。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两种不同的事物。但是，在一定的任期内，政府又是国家的正式代表。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限制政府和军阀为所欲为的自由，即独裁专制的胡作非为。对一个社会生活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是特别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反封建”的基本内涵。提出“国家自由”作为奋斗目标，为有些人有意无意混同国家和政府，建立专制政体服务。马克思早就嘲笑过“自由国家”这样的概念的荒唐，我们应该坚决与荒唐划清界限。

2。不讲个人自由是专制国家的基本特征，又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对一个国家说来，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顶多是沙滩上建大厦，终有一天像苏联那样垮下来。对中国人来说，回顾一下大清帝国以来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扶植官僚经济带来的恶果，就不用多说什么了；没有政治、言论、学术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造成的伤害，更用不着细说。

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义和团杀洋人和本国教徒，摧毁铁路、电线、洋学堂等一切外来事物，加上清军围攻外国使馆，招致外敌入侵，北京、天津等地给八国联军占领了，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野上下才觉悟，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变，不变不行。怎么变呢？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已经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要遵守国际法和同外国签订的条约，跟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变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本来是稍具理性的人应有的常识：你是弱国，没有力量迫使列强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就只能卧薪尝胆，致力改革，为日后收回利权准备条件。不顾力量对比，立即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既爱国，又革命，可爱得很！但会招来进一步丧权辱国的大祸。这是稍具理性的人都懂得的常识。令人惊奇的是：20世纪90年代，居然有人跳将出来，出卖良知，向常识开战，大骂这是鼓吹卖国投降的自由化观点！20世纪尚且如此，19世纪70年代，更是除了几个无权无勇的先觉之士外，没有人支持和响应。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1864、1865年就先后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到了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期间，这个变法才真正开始。变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原来走的是官办路线，什么都是政府出钱办，而凡是官办的企业，绝大部分是效率低下和亏本的。这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到了新政时期这方面就打破了，实际上甲午战争之后已经开始改变，不再走官办路线，到了新政时期官办的企业已经不多了，反过来支持私人资本发展。原来办一个企业是要经过各级大官的批准，甚至要报到朝廷去批准。刚才我讲的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国的公使，他从英国回来以后曾经联合湖南的士绅，想办小火轮公司，从长沙到武汉的小轮船。打过三次报告，张之洞都拒绝批准，“不行，不合国情”！经济上没有自由，更加不要讲政治了。到了新政期间就放开了，不但支持一般人创办企业，而且支持商人自己组织起来，组织商会，这个事也起到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商会是真真正正商人自己的组织，什么事都是自己商量决定，而且好多地方还办了很多公益事业。消防事业（救火会）那个时候由商会办。另外，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商团，维持社会秩序。工商登记也通过商会，商会的权力很大。有了经济自由，经济上慢慢发展了，新政时期还开始修改沿用几千年的法律。先是废除大清刑律中过于残忍的肉刑、酷刑；进而请日本的法学教授来帮忙修改法律，实际是把大陆法系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全套移植过来。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立法，颇具规模；而且立宪工作也开始了。这个移植法律的过程就是观念变革的过程。其中一点是要把整个法律从原来以家族为本位转到以个人为本位。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就知道有个人“隐私权”这些观念，从整体上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才慢慢知道还有个人“隐私权”。但这些在清末制定的法律里面已经有了，有好些具体规定保护这些权利。甚至婚姻自由也开始写进法典。我曾经做了个比较，那个时候定的关于结婚的规定，跟《拿破仑法典》相比差不了多少。所以说观念慢慢在变了。139但是牵涉到皇帝、皇族的问题，有关法律还是不平等。辛亥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皇帝了，法律上变成了人人平等了。辛亥革命在其他方面有没有贡献呢？即使有，贡献也不多了。所有其他方面做得好的地方，清末新政都已经开始做了。比如发展经济、继续完善法治，这些都做了。所以这些方面是新政的延续，新创的东西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