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高利上尉叹了口气,抓乱了那头灰发。“只剩下一件事,”他几乎是温柔地说,“你看上去是个好人,但做事太冒失了。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斯特恩伍德家——别掺和了。”
“我想你说得对,上尉。”
“你感觉如何?”
“棒极了,”我说,“我站在好几块各式各样的地毯上被人差不多骂了一个晚上。在此之前我浑身湿透,鼻青脸肿。状态简直完美。”
“不然你还想怎样,老弟?”
“没啥别的想法。”我站起身,朝他咧嘴一笑,开始向门口走去。等我快走到的时候,他突然清了清嗓子,厉声说道:“前面的话我都白讲了是吗,嗯?你还是认为你可以找到里根。”
我转过身,直视着他的眼睛。“不,我不认为我可以找到里根。我连试都不会去试了。这下你称心了吧?”
他缓缓点了点头。接着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祝你好运,马洛。随时过来。”
“谢谢,上尉。”
我下楼走出法院,从停车场取了车回到了霍巴特大厦的家里。我脱了外套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听着外面往来车辆的喧闹声,看着阳光慢慢移动过天花板一角。我努力想入睡,但就是睡不着。虽然不是一天里喝酒的时间,我还是起来喝了一杯,重新躺下。还是睡不着。我脑子里仿佛有个时钟在滴答作响。我在窗沿上坐起身,把烟丝填进烟斗,大声说道:
“那个老混账肯定知道点什么。”
这斗烟抽起来苦得像碱水。我把烟斗放到一旁,重新躺下。我的思绪在虚假记忆的汪洋里漂荡,我好像在一遍又一遍做同样的事,去同样的地方,遇见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一遍又一遍,可每一遍都像是真实的,仿佛真实发生过而且是初次发生一样。我在公路上开着车冒雨疾驰,银发套姑娘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所以等到达洛杉矶时我俩又变成彻底的陌生人了。我下车走进一家全天营业的杂货店,打电话给伯尼·奥尔斯说我在里阿利特杀了人,正在去王尔德家的路上,艾迪·马尔斯的妻子跟我在一起,她是目击者。我驶过寂静、被大雨洗刷得很明亮的一条条街道,到了拉法耶特公园,开进王尔德那座大木板房的停车门廊里。走廊的灯已经亮了,奥尔斯提前打过电话说我要来。我走入王尔德的书房,他穿着一件印花晨衣坐在书桌后面,脸色凝重,一根花斑雪茄一会儿在他指间转动,一会儿缓缓上升,送进他带着苦笑的嘴里。奥尔斯在场,有一个警察局长办公室派来的瘦子,他一身灰,学究气十足,模样和谈吐都像个经济学教授,不太像警察。我陈述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静静听着,银发套姑娘坐在幽暗处,双手交叠在大腿上,谁也不看。来了很多电话。还有两个重案组的人,他俩看我的样子就像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某种怪兽。我又开车上路了,身旁坐着其中一个重案组的人,要去富尔怀德大厦。我们走进那房间的时候,哈利·琼斯还瘫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死人脸上扭曲的僵硬表情和屋里酸甜的味道都没变。随行的有个验尸官,非常年轻、高大,面对这样的场面脖子上红色的汗毛根根竖起。还来了个取指纹的,看他忙成一团,我告诉他别忘了气窗上的窗闩。(他在上面发现了卡尼诺的指纹,那钟爱棕色的家伙就留下了这么一处指纹来证明我没有胡编。)
我回到了王尔德家,在一份他的秘书在另一间屋子里复印好的报告书上签字。接着门开了,艾迪·马尔斯走进来,看到银发套姑娘,他脸上陡然闪过一丝微笑,他说:“你好,亲爱的。”可她没有看他也并不作答。艾迪·马尔斯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穿一套深色便装,花呢大衣外面搭着一条带流苏装饰的白围巾。然后他们走了,每个人都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和王尔德。王尔德用冰冷、愤怒的声音道:“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要再这么不规矩,我就把你抓起来喂狮子,不管谁会为此伤心。”
我就这样躺在床上,看着一小块阳光沿着屋角徐徐下降,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演着这些场景。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斯特恩伍德家的管家诺里斯,声音还是那样疏远。
“马洛先生吗?我给您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所以冒昧打到您家里来了。”
“我差不多一晚上都在外面。”我说,“还没睡。”
“原来如此,先生。方便的话,将军想今天早上见您,马洛先生。”
“等我半个小时左右,”我说,“他还好吗?”
“他卧床了,先生,不过情况不坏。”
我刮了脸,换了身衣服,朝门口走去。接着我折回去把卡门的珍珠柄左轮手枪放进口袋。阳光是那样明媚,在眼前闪烁跃动。二十分钟后,我来到了斯特恩伍德府,驱车开上坡道停在侧面的拱门下面。这会儿是十一点十五分。大雨过后,鸟儿在装点庭院的树丛间狂热地歌唱,阶梯状的草坪绿得像爱尔兰国旗,整座庄园焕然一新,仿佛是十分钟前刚建起来的。我按了按门铃。距离第一次按这个门铃已经过去五天了。我感觉像过了一年。
一个女仆开了门,带我穿过侧面的走廊进入大厅,说诺里斯先生很快就下来。大厅丝毫没有变化。壁炉台上方的画像里还是那双炽热的黑眼睛,彩色窗玻璃上的骑士仍旧解不开把那位淑女同树绑定的绳结。
几分钟之后,诺里斯出来了,他也完全没有变。那双犀利的蓝眼睛同之前一样疏远,灰里透粉的皮肤看上去又健康又安详,他的动作似乎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反倒是我,感觉岁月不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