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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1页）

画点法，不识字的人则采取投豆法、燃香烙洞法；对于因路远、离不开生产岗位或年老有病而不能赴会的人，又特地采用背箱法，即由选举委员会成员背上箱子挨户送票收票。各种投票方式，都因时因地因人因习惯而异，灵活运用。由于采取了民主选举的原则，全体选民中70％以上都热烈地参加了选举运动。

第二，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各抗日政党，各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同时，对于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或群众团体的人，还规定一定数量的选民的联署。在选举活动中，候选人为了争取当选，他们要向人民介绍自己的履历、工作情况和施政主张，以便于人民了解、判断。为了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手段妨碍选举自由者，公民有权向司法机关告发，将其提交法院依法惩处。选举条例还规定：一切选举费用，均由边区政府财政厅支付。这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也从物质上切实保障了人民的自由选举权利。

第三，通过选举，认真实行了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改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新。边区实行参议会民主制，各级参议会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领导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的权力。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罢免一切渎职或不称职的人员。在边区各级选举会议中，政府负责人都到会报告政府工作，有的报告还印成小册子，或公诸报端。报告要求简明具体，实事求是，既说明做了哪些工作，也要检讨存在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进行自我批评。政府报告工作时，选民均能倾心细听，报告以后，即展开质问、讨论、批评、建议。在这些普选运动中，蟠龙一、三乡的工作受到选民的严厉批评，延安北一区的工作报告，则得到选民的热烈称赞。另外，在各级选举会议中，一般均有提案，选民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和通过许多有关优待抗属、发展经济、推行教育、改善人民生活、锄奸剿匪等提案。据统计，有23以上的乡的选民大会都提出并热烈地讨论了具体的提案。

陕甘宁边区普选的实施，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边区的政府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而边区人民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权领导下才能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边区各阶层的团结，充分发挥了人民抗战和参加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

经济方面：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异常贫困。土地革命时期，广大人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在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根据地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陕甘宁边区才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为了建立巩固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便积蓄力量，支持抗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进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在实行保障农民既得利益的土地政策的同时，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当地调整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和土地政策。1937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置回苏区豪绅地主的办法，规定：“在已分配了土地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租债，不许再索取。”“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196页。＇

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这些规定宣布后，许多在土地革命时期离开边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参加了边区的生产建设。

1937年4月，边区政府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6月29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要求发展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地，增加粮食，发展畜牧业，培养农业干部等。

为了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在农业方面，鼓励大量垦荒，除发动现有农民加垦外，规定地主豪绅回家的，外籍士兵志愿在此落业的，外籍逃荒来的，皆给予足够的土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实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由政府开办水利，以利农耕，改良土地。同时，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社，以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在畜牧业方面，从外地购入良种，以改良畜种，并加强畜病防治。在工矿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帮助手工业恢复生产，欢迎资本家投资开发矿产。在商业方面，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并大力发展合作社运动。维修和开辟公路，发展交通，以利物资流通。同时，为适应党政军机关人员的需要，还着手建立和扩大公营经济。在财政上休养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负担，借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政府根据需要与可能，仅向人民征收一定的税收和救国公粮。

1937年仅收救国公粮13000石，占全年农业实际收获的1。24％。除烟、酒、盐税外，其余一律豁免。

通过上述有力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的耕地面积为8431000亩，1937年扩大到8626000亩。1936年的粮食收获1034301石，1937年增加到1116381石。1937年工矿增加30％，商店增加60％，汽车路、大车路增加90％，牛、羊数增长迅速，手工业亦大为发展。

在边区政府“休养生息”的财政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号召下，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为边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教育方面：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实行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在以前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最明显地表现在识字的人稀少，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还不到2％。苏区时期，由于“围剿”与反“围剿”战争频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共中央对边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把在边区进行必要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使之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切为着民族革命战争、自由和解放，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和巩固而教育的群众运动。

1937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

同时提出了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

“（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

（二）在一定时期内（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四十岁以下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

（三）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自动的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自己的领袖。同时需要迅速的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以训练专门替教育服务的人员。

（四）实行优待小学教员，不断的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之成为乡村中文化教育的支柱。

（五）小学校免收学费书籍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等费，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已暂时抛弃谋生职业学习更高的学问。”＇《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边区政府还确定了教育方针：

（一）以民族解放运动为教育的根本内容，党的主义和宗教的信条不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任个人信仰自由及在大学研究，以实现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宗教的统一的教育。

（二）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是教育的中心标准。

（三）取消区分劳心劳力双轨制的教育制度，一切人民不分男女、不分阶级，给予受教育的均等机会。

为了号召和推动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西北青年救国会提出了普及教育突击年的标语口号：“提高苏区青年儿童的文化水平！”“克服苏区人民的文化落后！”“实行国难教育！”“提高我们政治上、国防技术上、生产上的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苏区文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等等。

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学校教育大大发展。许多干部学校培养出大批干部人才，同时增加了许多中小学校，吸收了更多的青年、儿童到学校学习。以小学教育发展为例：边区成立以前，仅有学校120所，1937年春季，小学增至320所，学生为5000人；到1937年秋季，小学增加到545所，学生增加到10396人。

其次在社会教育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一切不能脱离生产的青年和成人，可以参加为他们设立的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等，还设立巡回补习学校到各地巡回扫盲。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扫盲运动发展迅猛，1937年原定设立冬学400所，招收学生6000人，结果达到60O　所，10000人。随着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开始逐渐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巩固政权的建设和军事方面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