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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阮若珊初现舞台受关注

阮若珊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来到故县村时，抗大文化娱乐团刚成立不久。阮若珊从未想过她与文艺部门会有什么瓜葛，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注定是要读书的。

阮若珊被分到抗大女生队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这个从小穿着花旗袍，在诗书琴画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到新的环境里，听到最多的召唤是“同志”！那时她满耳听到的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阮若珊终于步上了花木兰的从军之途。只是，最初的军事训练，她表现得狼狈极了。绑腿总是打不好，动不动就松下来滑到脚面上；早晨背着背包出操，她尽力不让自己掉队，可老得落在最后，背包也不知何时散了架。可这一切都没关系，阮若珊读过很多书，书读得多的人内心是强大的。她想，比起《苦儿流浪记》自己还不算苦，她以流浪的苦儿为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耐，她以花木兰从军精神激励自己要坚持。与此同时，抗大工兵化学队的学员中，有位从菲律宾回来的21岁华侨白刃创作的《抗日进行曲》，也从精神上激励着她的勇气：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抗战

我们都是优秀的一群

担负了祖国解放的责任

我们手牵手

我们肩靠着肩

去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边疆

阮若珊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俗话说，女孩十八一朵花。爱情并不因为战争来临就消失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恰恰最容易制造爱情。这天，阮若珊正在校部门口站岗，忽然，有个男同志给了她一封信。她正站着岗，也不敢看。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署名“钱塘江游子钟琪”写的一首长诗。诗中赞美她穿着白上衣，花条裤子，如何美丽、纯洁等等。这是阮若珊接到的第一封情书。遗憾的是，她满脑子想做花木兰，不懂得回应对方。她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是，那位青年还很认真，托人问她。她才去找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校部政治教员的温健公教授商量。他听说那个青年好像有历史问题，不让阮若珊理他。于是，阮若珊就回绝了他。第一束来自异性的爱情火花，被若珊不经意地扑灭了。

阮若珊的优势是说一口北平话，嗓子好。因此，学校的文娱节目她都参加了。白刃写了一部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白刃力邀阮若珊演女主角兼朗诵。为抗日热情所鼓舞，阮若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她丝豪不紧张，第一次上大舞台就取得了成功。她朗诵的时候，字正腔圆的音质非常洪亮，三千多人的广场，坐到最后一排的学员也能听到。若珊无心插柳，却一炮走红，在晋东南的抗大学校里立刻成了名人。

三个月后，文化娱乐团找上门了。为了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校部决定，把文化娱乐工作团改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并加强了领导，增强了力量。从38年5月到8月，陆续调来了袁成隆、夏川、李林、阮若珊（女）、王玲（女）、杨林、史屏、李永淮、鲁岩、蔡贲、伊洪、唐德鉴、陈谱、包慧（女）、丁冬（女）、黄继武（黄野）、饶洁、许学义等。由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支部书记。文工团内部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机构，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设立了“编审股”、“戏剧股”、“音乐股”、“总务股”等。

可是若珊不愿当演员。她想，演戏只能是业余的，只是一般的娱乐，不算是一份正规职业。如果当了演员，在母亲那儿也没法交代啊！她满脑子想做大事，比如到前线做政治工作什么的。可是野战军不接收女政治工作人员，若珊的情绪为此低落。她在暗暗等待着转机。

时值日寇正在进行秋季大扫荡，抗大一分校迁到了太行深山里。既然被分配到文工团了，戏还是得演。若珊到文工团后演的第一出戏是与丁铸铁合演《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演得投入，军民们的抗战热情正高涨，演出过程中，观众特别激动。群众把若珊当成是真从东北逃来的难民，她扮演的秀姑受到老父殴打时，群众怒喝起来。演完之后，几个乡亲一定要请若珊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再三拒绝也不行。老百姓说小姑娘太可怜，吃不饱可怎么活下去呀！若珊被群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次假戏真做，使她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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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文工团在行动（1）

抗大由屯留县转战到了太行山区的长治县，校部命令文工团单独行动，并要在一路行军中，面向抗日军民开展文艺宣传，动员军民团结战斗。

山西村村都有关帝庙，关帝庙上有戏台。这天，戏台上正在演出抗大文工团创作的大型话剧《一心堂》。尽管主要演员阮若珊苏伟等人很投入，但是始终没有观众。台下只有几个小孩在打架。

袁成隆组织演员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原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文工团的话剧？”群众说：“噢，你们在演戏啊？别人在演戏都有个动静，你们演戏连个动静也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演戏？”

大伙一想也对。所以，一吃过晚饭，文工团员们就敲锣打鼓，叮里咣当叮里咣当地弄出很大的动静来。还真有效果，妇救会来了，青救会也来了，群众都是有组织地来的。演员们高兴极了，马上演戏。可是演着演着，群众越来越少，最后，又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打架。

演员们又找群众调查原因。有个妇救会的同志不客气地批评道：“我们这个地方经常唱大戏，唱小戏，我们都爱看。可你们在台上都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看得没意思了，就打瞌睡，瞌睡了就回家嘛。”

演员们沮丧透了，郁闷极了，演戏的人，最怕没有观众看。大伙辛辛苦苦创作的独幕剧《一心堂》和《沉渊》，向全校师生汇报演出时，很受欢迎。可眼下群众怎么就看不懂呢？时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用他那温和的口气对演员们说：“哎呀，这个事很简单嘛，他要看大戏，你们就演大戏；他要看小戏，你们就演小戏。”苏伟撅着嘴说：“不行啊，人家演大戏要有服装，得有大衣柜、头盔什么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人家演小戏是用山西话，我们一句都不会说怎么办？”

朱总哈哈大笑，指点说：“很简单嘛，老百姓喜欢看打鬼子的戏，你就编个游击小组打鬼子嘛。”演员们一听在理，积极性又回来了。而且，他们立刻创造性地扩展了朱总司令的意图。他们把群众都熟悉的西北民歌填上新词，编出《打败鬼子好回家》的游击队歌曲。这下群众听懂了，连小孩都会跟着唱了：

开荒的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织布的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

大嫂嫂，老爸爸，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

朱德这个带兵打仗的人，轻轻松松几句话，就给抗大文工团开创了一条新路。看到演员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朱总司令又说：“管他什么的，老百姓喜欢的，你就唱；老百姓喜欢的，你就演。为人民服务嘛。”

有了朱总司令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方向，抗大文工团茅塞顿开，一下子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一下子看到了这支队伍潜在的力量和价值，一下子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和热情，收都收不住了。

在通往太行山深处的县城平顺、壶关的路上，二三十张年轻的面孔冒着瓢泼大雨在行进。这两座县城几乎成了空城，群众躲鬼子都跑了。因为这是个新开辟的根据地，部队需要群众回来配合工作。于是，文工团员们发挥作用了。他们冒雨沿街高唱救亡歌曲，一曲接一曲，一唱就是一天；他们三五成群，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穿大街走小巷；他们每到一个村庄，就提着石灰桶、锅灰桶写墙头标语，画墙头画，写墙头诗。他们用歌声唤回躲鬼子怕鬼子的群众；他们用工整的美术字，揭露日寇的罪行；他们用青年学生的满腔真诚唤起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每天的行装都很简单，工作、学生和生活的全部家当都背在肩上。胡琴在身上挎着，锣鼓在肩上背着，画笔和颜料在柳条筐里提着。他们走到哪儿，节目就在哪儿上演。《打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