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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第1页）

现在，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坐在这儿回顾和会长在一起的那晚，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痛苦的声音全归于沉寂。自从我离开养老町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命运之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会在我的道路上设置另一个障碍。当然，这种担忧和奋斗也总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当我们在汹涌的潜流中逆流而上时，每一个立足点都是至关重要。

但自从会长成为我旦那后，生活柔化成了舒适愉快的日子。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棵树，终于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沃土。我以前从不认为我比别人更幸运，但现在我这样想了。但我得说，我过了很长一段心满意足的生活后，才得以回顾从前，并发现生命曾经是一片荒芜。否则，我必然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想只有当我们脱离苦境时，才能坦诚地倾诉苦痛。

会长和我在一力亭茶屋举行仪式、共饮清酒的那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当我从三个杯子中最小的那个里面啜饮清酒时，清酒在我舌尖上滚动了一下，有一小滴从嘴角边淌了出来。我穿着带五个纹印的黑色和服，下摆的滚边上绣了一条金色和红色相间的龙。我记得那滴酒掉到我胳膊下，滚落到下摆的黑绸上，正好停在那条龙的深银色牙齿上。我相信大多数艺伎会把我洒出清酒的事看作恶兆，但我看来，这滴从我身上滚落的水珠，就像能述尽我一生经历的泪珠。它掉入虚空，无法控制自身命运；它滑过丝绸之路，停留在龙牙上。我想起在岚野先生的工作间外面，我扔进加茂河里的花瓣，想象着它们能漂到会长那里。我觉得，它们大概已经到达了。

我从小就怀抱着这样愚蠢的希望，总是想象自己成为会长的情妇后，生活就会尽善尽美。这是个幼稚的想法，但即使现在我长大了，仍然是这样想。我应该更清楚地知道：我有过多少次痛苦的教训，尽管我们希望能把扎进肉里的倒刺拔出来，但会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疤。我把延永远地摒弃在我生活之外，不仅失去了他的友谊，还把自己也永远摒弃在祇园之外了。

原因很简单，我早该知道它会发生。一个人赢得了朋友渴望得到的东西，他就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能办到，就把东西藏到朋友永远看不到的地方，否则便要承受友情的破裂。这就是我和南瓜之间的问题，我们的友谊在我被收养后再也没有恢复。因此会长就当我旦那的事和妈妈谈判了几个月，最后达成协议，我不能再当艺伎了。除开逃离祇园的，结婚后离开的，放弃艺伎生涯去开茶馆或艺馆的，我当然不是第一个离开祇园的艺伎。但我却被困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中。会长要我离开祇园，以便脱离延的视线，但他肯定不会娶我为妻，他已经结婚了。或许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会长提出的，他建议我开一家自己的茶馆或艺馆，而延是不会造访的。但妈妈不想让我离开艺馆，你知道，如果我不再是新田家的人，她就再也无法从会长那里收取年金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来，会长答应每个月给艺馆一大笔钱，条件是妈妈同意让我不当艺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住在艺馆，但不用早晨去那个小学校，不必在祇园转悠，出席一些特别的场合，当然也无须晚上去陪宴了。

我立志成为艺伎是为了赢得会长的感情，说来我应该不会为离开祇园而感到失落。但这些年来，我结交了许多朋友，不仅是艺伎，也有很多我相熟的男客。我不会仅仅因为不再陪宴而和女伴断了联系，但在祇园谋生的人是没有多少时间用于私人交往的。每当我看到两个艺伎匆匆忙忙地赶去赴约，一起为上次宴会上的事情开怀大笑，我就常常感到嫉妒。我嫉妒的不是她们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而是这种我很熟悉的期待感——下次晚宴上可能会有些恶作剧的乐子。

我和豆叶常见面。我们一周有几次在一起喝茶。从我还是个孩子起，她就帮了我大忙，又在我的生活中为会长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你能想象我对她有多么感激。一天，我在店里看到一幅十八世纪的绢画，画上是一个女子在教年轻的姑娘学字。老师有一张漂亮的鹅蛋脸，充满关切地看着她的学生，这让我立即想起了豆叶，我就买下来送给了她。一个下雨的午后，她把它挂在自己那间萧索居室的墙上，我听见东王寺大街上的车声。我不禁想起她数年前那套高雅的公寓，还有窗下白川溪里那道齐膝高的小瀑布传来的潺潺水声，心里一阵失落。那时候的祇园在我看来，就像一件精致的古董衣服，但如今已大变了样。现在豆叶的单室公寓里用的是旧茶色的垫子，屋子里有楼下中药店的草药味，弄得她的和服上有时候都散发出淡淡的药香来。

她把水墨画挂在墙上，欣赏了一阵，又回到桌前。她两手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盯着里面的茶，像是想从中找出几句话来说。我惊讶地发现，她手上的青筋已经开始显露出年龄的痕迹了。最后她带着一丝伤感说：“未来带给我们的东西真是令人好奇啊。小百合，你一定要小心，永远不要期望过高。”

我相信她是对的。如果接下来几年我不再指望延有朝一日能原谅我的话，我会过得轻松得多。最后我不得不放弃询问豆叶他可曾问起过我，我极度痛苦地看到她叹了口气，久久地，悲哀地看着我，仿佛在为我的奢望而感到遗憾。

我成为会长情妇后一年的春天，他在京都东北角买下一栋豪华住宅，把它命名为“富真疗养所”。它本是为招待公司的贵宾，但实际上会长用得比谁都多。他和我每周有三四个晚上在那里共度，有时还次数更多。他最忙碌的时候，来得很晚，我和他聊天，他只想泡在热水缸里，然后就睡着了。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傍晚时分来的，或者稍迟一些，我们边聊边用晚餐，看着仆人点亮花园里的灯。

通常会长一来就会聊一阵子工作。他会跟我说一件新产品有什么问题，装载零件的卡车又出了什么事故，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然是乐意安坐倾听，我很清楚，会长对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我知道，而是为了把这些事从头脑里清理出去，就像把水倒出水桶一样。因此我倾听的不是他说话的内容，而是他的语调。水倒出来，声音会更响，会长也一样，我听着听着，就发现他的音调柔和下去了。这时候，我就换过话题，不再谈工作上的正经事，而是随便讲些别的，比如他清早上班路上的事啦，几天前我们在疗养所看的电影啦，我从豆叶那里听来的趣事啦——豆叶有时候晚上会过来陪我们。不管怎么说，先把会长的脑子清空，然后再用愉快的话题让他放松，这个过程虽然简单，但效果就如同把湿毛巾晾在太阳下晒干一样。他刚来时，我用热毛巾给他洗手，他的手指僵硬得像沉重的树枝，但我们聊上一会儿后，它们就如同他睡觉时那样优雅地蜷曲了。

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晚上陪伴会长，白天随便干些什么来打发时间。1952年秋天，我陪会长去美国，那是他第二次访美。前一年冬天，他也去过，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说他首次理解了富裕的真正含义。举个例子，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只有在特定时间才能用电，但美国的灯火是昼夜不熄的。我们都为京都新建的火车站骄傲，因为它的地面是用水泥浇铸而成，而不是老式的木板，但美国火车站是用坚硬的大理石铺地。会长说，即使在美国的小镇上，电影院都和我们的国家剧院一样宏伟，而公共浴室到哪里都一尘不染。最令他惊讶的是，每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电冰箱，一个普通工人只需一个月的收入就足以买下，而在日本，则需要一个工人十五个月的工资，极少有家庭买得起。

总之，如我所说，会长让我陪他踏上第二次访美旅途。我独自坐火车到东京，然后和他一起飞往夏威夷，在那里过了几天惬意的日子。会长给我买了件泳衣，那是我的第一件泳衣，我穿着它坐在沙滩上，头发整齐地垂在肩膀上，就像周围的女子一样。夏威夷让我奇怪地想到了天见，我担心会长也会想到，但即使如此，他也没说什么。我们离开夏威夷又去了洛杉矶，最后来到纽约。以前除了电影中的镜头，我对美国毫无了解，并不怎么相信纽约真有那些摩天大厦。最后当我住进华尔道夫大酒店时，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周围都是山一般高的大楼，下面是平整洁净的大街，我就觉得在我看到的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在这个世界里就像婴儿脱离了母亲的怀抱，我以前从未离开日本，住在纽约这样陌生的城市只会让我害怕。大概是会长的热情帮我找到了一种积极的心态。他有间房主要用于办公，但每晚都和我呆在另一个套间里。我睡不惯那里的床，半夜醒来时常发现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拉开薄纱窗帘，俯视公园大街。一次凌晨两点钟，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到窗口，让我看一对在街角路灯下亲吻的年轻人，看他们的穿戴是刚从舞会上出来。

此后三年里，我随会长又去了两次美国。白天他接待业务，我则和女仆一起逛博物馆，去餐厅，还看了场美妙的芭蕾表演。奇怪的是，我们在纽约找到的几家日本餐馆之一居然是我在战前就认识的一位祇园厨师在经营。一天下午午餐时分，我在他餐馆后面的私人房间，接待了几位多年不见的人，有日本电讯公司的副社长；新上任的日本总领事，他曾任神户市市长；京都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我像是又回到了祇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