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4月26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
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冬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2月2日,洪述祖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3'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4'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从未想过低头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洪抵青岛后,通电声明致应夔丞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道:“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5'赵秉钧也出来为自己开脱,为洪述祖圆谎。他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至于洪、应来往函电,他从未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或“隐射”。最后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这样一个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6'后来,上海特别法庭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地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7'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遂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一时众口喧腾,到处哄动。京津军警四出搜捕“血光团”,乘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凯还装模作样地请赵秉钧等政府要人迁居北海,以便警卫。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好像真有一个什么“血光团”在活动。北京检查厅根据一个被收买的女人的供词,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抵制上海法庭传讯赵秉钧,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袁世凯玩弄这些鬼蜮伎俩是徒劳的。惊心动魄的血案,使孙中山从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幻梦中猛醒。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是,在这个关系共和国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就是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黄兴等人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紒紥矠
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当国民党人辩论不停、莫衷一是之时,袁世凯则先发制人,把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注释:
①《中国的选举者:有公民权的人》,见《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1913年1月11日。
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396。
③《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1913年3月,见《太炎最近文录》。
④同②,页381、382。
⑤同②,页383。
⑥同②,页409。
⑦同②,页412。
⑧同②,页380。
⑨《袁世凯通令劝告政党文》,1912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