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管教下班前点名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蹲在狭长的号筒里,号筒尽头,也只有一个值班员坐门口望着外面,似乎不在意我的存在。
突然有种不着边际的孤独感袭来,这两天,一直在享受远离纷争和喧嚣的“自一由”,这时才发现,原来“自一由”是如此诡异的一个概念,四面一逼一仄的墙壁,可能使一个人发疯,而一只蜗牛或爬山虎,却可以在这里尽享一生的美满生活。我想到了小朴,如果他真不是在演自己的最后一场戏,那么监狱也许比外面更适宜他继续生存,就象一只蜗牛,天空再广阔,对它的意义却只是空虚,而对又一些人,却恰恰相反,外面的世界如此广阔,他们却时常感觉压抑、没有出路,那些有形的无形的墙,那些成文的不成文的法,在他们的周围筑起了重重的障碍,使他们的“自
一由”显得可怜可笑。
我想他们或许还不如我们这些囚犯清醒,至少我们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而他们,却迷惘地在广大的世界里奔突着,不知道会在哪里碰壁,那些围墙是透明的,他们经常在不自知的前提下犯规,尴尬、困惑、被嘲笑、被鄙视、被遗弃甚至发疯。
我们知道自己的期限,而他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而他们往往踌躇于此生何为。
唯一相同的是,我们和他们,为达目的都不惜一切可行的手段,但我们做的更坚决,因为我们对一切的问题不能回避,只能咬牙面对,而他们还有选择逃避的空间——这是他们向我们唯一可以炫耀的地方。
我孤零零蹲在那里等着管教来点名记数,精神却一直沦落在玄想之中。我想起《史记》所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那么,文王应该是不用到车间劳改的,他应该一直象我现在一样在玄想和推演。如果我天天被一个人孤单地关在这个号筒里,或许也会关出一个哲学家来。
把一个人变成哲学家,那是社会对他的严酷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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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让我当哲学家,转天我就回到了生产线,思想重新被网子罩住。
周法宏说,一天不见,无比地思念我。
老三则对我大发怨气,骂邵林不是玩意:“质量的事儿,我放他一马,可得让他明白明白啊,我跟崔明达念叨了,让他说说邵林,结果那小子一口咬定没有耍滑,好象我诚心找茬儿垫砖儿似的!当初要不是顾念他跟崔明达做劳作,我不连他跟何永一锅烩了算我白活,一妈一的,最后也是瞎眼了,没想到他不但不领情,还倒打一耙!”
我嘴上附和道:“好心当了驴肝肺。”心里偷笑:“你那好心,本来就是驴肝肺嘛。”这下好,在质量问题上力挽狂澜一把,自己的利益是得到保障了,却不仅得罪了何永,又让被揭了底的邵林耿耿于怀起来。
不过老三解恨地说:“看看邵林现在的成绩,大不如以前了,一妈一的不搞邪门歪道,他能拿积极?以后我就盯死他啦,只要数量一上来,我就查他质量,我让你干得多,这回我让你骑虎难下,质量上一卡,他就上不来数量,上不来数量,主任就得说他骄傲了,退步了,我让他自己拉屎自己吃!”
邵林的事儿先放一边,这里何永已经在甩闲话:
“哦,我事后才知道,敢情这是花活的真不是我一个人啊,一操一他一妈一的,直接给我一个人下药儿啊,是爷们儿么,是爷们儿就蹦出来明槍明炮地奔我来呀!”
“一操一,有雞一巴本事,不就是政一府一条狗吗?”
话里话外冲着老三,老三远远听了音儿,只能生暗气,后来跟我抱怨:“这崔明达或是广澜的也不够意思,肯定是他们把邵林的事儿告诉何永的呗。甭管他用什么方式告诉,这不诚心给我跟何永搭须子吗?”
“搭须子”是斗蛐蛐的术语,两个蛐蛐见面不咬,主人就用一根小细秫秸丝搭逗双方的须子,培养他们的怒火和仇恨。
我笑道:“我歇这两天病假,你们外头也都没闲着啊。”
老三苦笑道:“没一天不打架的,这劳改队里,要是一个月特太平,管教就心里发毛了,他们就怕犯人中间一点矛盾没有,都一团一结一致对付政一府,那他就头疼啦。杂役也是同样心理,犯人们都和和气气,他该怀疑大家如何如何了,他们就一爱一看下面有矛盾,分出十个八个派系来才热闹,越乱他们越好管理,越乱他们越有机会立威啊。”
“所以没事儿他们还得找辙鼓捣出点儿事来哪。”我笑着说。
老三说:“可不嘛,看哪块云彩不动了,他们就该出来垫垫砖儿,搭搭须子,再小不言地给那些不上道的开开方子,让你们掐起来,他们好往外跳,顺便也让官儿们看看:瞧,这么乱的形势,我不给你压着阵,你这帽花戴得稳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