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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可是看着艾书记那副嘴脸，他极有可能矢口否认。要是这样的话，毕场长就正好有凭有据地给我扣上一顶污陷革命领导干部的帽子，我就真的有口难辩，罪加一等了。

对于毕场长为甚么对我怀有如此深仇大恨？我百思不得其解。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我与毕场长平时很少接触，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恩怨，有时对面相逢，互打招呼，也算友好相处。可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他不是对我有极深的误会，决不会对我下如此重拳。我搜索枯肠，寻找答案……。我终于想起来了，是不是那年的那件事他误解了我，成了今天的祸根？

毕场长是个群众口碑一直不太好的领导干部，我来南山不久就经常听到人们对他的一些议论。那年月最忌讳的一些事情他基本上都占着。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是很难过关的。

一九六七年冬的一天下午，我从外地回二分场。只见二分场办公楼前的空地上闹哄哄地围满了人。听说分场今晚要开批判大会，对象就是这位毕场长。我走近人群，举目望去，只见围观人群中央的一棵小树下站着毕场长，一个年青人正在用一段麻绳反绑他的双手，然后牵到楼上会议室里，栓在一条桌腿上。

我是很反对这种作法的，怎么能用这种极不文明的方法来对待一个老领导呢？我既然来到了现场就不会袖手旁观。但因为事情不是我主持的，在那谁都说了算，谁都又说了不算的年代，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小心谨慎，否则，好事也有可能引起误解，变成坏事。

我一直在会议室附近。等围观的人走散后，我来到会议室门口。最初的念头是想亲自解开毕书记的绳子。毕场长见了我，说：“老金，请你帮帮忙，给我解开……”我正要走上前去，但又觉得有些不妥。因为那个绑绳子的人是另一个组织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想最好是“解绳还需系绳人”。我马上回头下了楼，找到那个绑绳子的青年说：“绑着绳子多难看，他又不可能逃跑，去把绳子解开算了。”那青年迟疑了一下，还是上楼去把绳子解掉了。

在这个过程中，毕场长看到了什么呢？他求金成给他解绳子，可金成理也不理，扭头就走。解绳子的是那个青年，要不是他……。

可金成为什么掉头就走？金成是干什么去了？金成在楼下对那个青年说了什么？那个青年先前绑了他，现在为什么又解了他？他当然一无所知，也不可能去细想细察。他所看到的是金成的冷酷无情，见死不救！

误会是可怕的，当误会积聚成了仇恨时，脆弱的一方被强悍的一方所宰割是早晚难免的。几年之后的今天，我终于落在毕的手上，而且时机对他施展权术又极为有利……。

谁让我蠢笨如猪呢。如果当时我亲自把绳子给解了，说不定他还会对我感恩戴德呢，至少也不会埋下仇恨的种子，招惹今天的祸事。事已至此是无后悔药可吃的。

对于别人的无端指责和强势欺压，我当然能承受得起，文革的反复折腾早已在我的神经末梢形成了一种百毒不侵的抗体。可现在已不是我一个人感受这种局面，与我拴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傅正秀。在娘家一直当家作主的她，刚进新房门，就与我同受罪，她会如何表现呢？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之二蜜月是什么

导读﹒偶感（十二）

因为爸爸的原因，妈妈刚落脚南山就跟着吃苦、挨批、受罪。出身贫农，曾经风云一时，一贯当家作主，且性格粗犷、见识短浅的妈妈难免对爸爸发泄一些焦躁情绪和咄咄怨言。

爸爸说，妈妈并非无理取闹，她闹得有理有据。在互无恶意的争吵中，爸爸虽然有些心烦，也曾苦恼过，甚至差一点离经叛道。但出于对妈妈的理解，对家庭的责任，对缘份的珍惜，爸爸很快猛醒，回归原位，牵着妈妈的手一直走到幸福的今天。

我们理解妈妈，更理解爸爸，我愿集我们姐兄妹仨之意道一声：谢谢了，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

待后请看——八、谁能告诉我之二、蜜月是什么之三、是对还是错。

新婚是人生最美好最幸福的殿堂。所以人们把新婚的最初一段时间称之为蜜月。我也是刚完成新婚的人，却感受不到蜜月的甜美。如果要我把蜜月的美好与幸福作一番描绘，回答蜜月是什么？我只能以白卷上交。

我们的婚姻基础决定了我对蜜月的无知。我对美好和幸福也有过追求，但不敢奢求；对密月也有过梦想，但不敢妄想。如今的我只求夫妻能粗茶谈饭过日子，和和气气共相处。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如愿。从新婚之夜算起，只臭美了两天。第三天的中午，那间不足十平米的新房里就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预示着我烦恼之旅的开始。

事情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正常的，没有不可接受的理由。这第一次烦恼就烦恼在我们那间所谓的新房上。由于房间实在太小，架一张床，搁一张写字桌，墙角再放几张锄头耙泥什么的，剩下的空间就只够我们俩挨着身子打圈圈。炒菜做饭只好把人家送的那只土炉子拎出去，放在走廊的墙根，炒完菜做完饭又把炉子提进屋，以免影响来往行人。

这天，正秀做完午饭，熄了炉火，再把炉子提进房里。那土炉子是旧物，大概铁箍早就锈断了，没走两步，炉子就重重地摔在地上，碎成无数块。我在楼上排练节目刚刚收场回来吃饭，见此情景，赶快拿来扫帚撮箕，把碎块捡掉，把地扫干净。

打破一个炉子，女人自然会伤心。象我们这样的家，买一个新的少说也要二、三元钱，别说是她，就是我也有点心疼。我见正秀在屋里气得呜呜地哭个不休，就一边拾掇地面一边劝她说：“一个旧炉子，打破了就算了，还哭什么哩……。”我心里明白，我的安慰实在勉强。我更加明白，正秀的哭声决不只是痛惜一个炉子，我的劝解当然毫无效果。她仍然泪流满面，嘴里还喃喃自语说着炉子以外的别的什么。婚前，她虽然没提任何要求，可进入“新”房后，望着这又小又空的老墙旧壁，一但触动引线，打开话匣，该念叨的烦心事实在太多。

因为汇演在即，我没空哄她，吃完饭又到楼上会议室排节目去了。

一波未了，又起一浪。正秀正在为家事沤着满腹怨气无处宣泄的时候，又发生了宣传队的那桩冤事。

那天正秀因炉子问题情绪仍未平静，参加支部会是勉强去的。当她在支部会上听了毕场长那段耸人听闻的话之后，心里就象开锅的稀粥滚烫沸腾，惊恐万状。而会议最后支部又根据毕场长的提议作出了“金成夫妻调水塘头生产队”的决定，她更如创口抹盐，痛不欲生，精神几乎崩溃！散会后，只见她铁青着脸，浑身颤抖跑回家中，关起门来蒙在被子里哭得昏天黑地。这个无情得近乎残酷的决定，象一颗炸弹炸塌了我们这个“蜜月”之家原本就很脆弱的精神支柱，家庭关系危如累卵。

我到分场找到艾书记，反映我们的实际困难，请求分场收回决定。可艾书记用训斥的语气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困难也闯过去了，你这点困难就怕苦怕死，象什么样子！”听艾书记的口气显然没有商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