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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3页）

“很少有一本书会像《装台》这样，我拿起来，竟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了，在那喧闹的生活里，在那些浑身汗臭的男人和女人身边，和他们一起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竟不想放下不想离开。现代小说常常空旷，而《装台》所承接的传统中，小说里人头攒动、拥挤热闹。《装台》的人物，前前后后，至少上百，大大小小，各有眉目声口。大致上是以刁顺子为中心，分成两边，一边是他在装台生涯中所交道的五行八作、人来人往，另一边是他的家庭生活，特别是通过他女儿菊花牵出的城中村的纷繁世相、形形色色。两边加在一起，真称得上是呈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陈彦说：“小说是书写生存的艺术，书写生存的卑微与伟大、激情与困顿”。《装台》正是展现了这样一群在底层挣扎的小人物们困苦而庄严的生存故事。

“重新拨亮一种价值”

读完小说《装台》，人们或许会发现，装台人也有他们的“生活逻辑”，有他们的价值坚守、责任和担当。在陈彦眼中，刁顺子们持守正道，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这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的“恒常价值”，时代的变化并不应让这些基本的价值失色或者暗淡，陈彦自觉地在艺术作品中不断拨亮，让其光华不减。

陈彦笔下的人物起点并不高，但作品中对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挖掘却十分充分。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装台》中的刁顺子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读出了困境之中他们的成长与突围。

陈彦的作品总是着力展现这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让人们在对其满怀爱与悲悯的同时，生发由衷的敬意。

讲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现代戏《大树西迁》，没有写迁校上层的方案之争与宏大场面，而是将焦点对准一个最普通的青年女教师孟冰茜，用她五十年的生命史，从反对西迁，到完全融入西部生活，并深沉地爱着西部，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她苦难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心路历程。

在陈彦看来，小人物，普通人，永远是他书写的主体。他认为，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值得更多人关注与书写。一个大城市，少则几十万，多则成百万，甚至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往往出现在这个城市最破烂、最肮脏的地方，清扫马路、建设高楼、疏通管道，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一旦哪里建设得花坛簇拥，一道围墙便把他们永远挡在了墙外。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谋生，支撑着他们在苦难中前行？是什么样的生命信念让他们坚持着这种谋生方式，守望着他们的生存与道德底线，且长期与城市相安无事，一切的一切，都值得城里人很好地去回眸、关注、探究，并深刻反思。

陈彦在用一部部戏剧作品、也在用一部部小说作品回答着这些问题。

在评论家吴义勤眼中，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没有理念化地将农民工作为简单歌颂的对象，也没有将城市简单塑造为欲望都市，而是站在中立的基点，在人性的视野内，审视两者的关系，以此凸显民族精神在压抑中的延展”。

“《西京故事》延续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开创的思想传统，直面现实，本着为普通人立传的主旨，紧紧扣住尊严两个字，努力挖掘并呈现时代之痛与当代人的心灵之痛，全面展现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立体而多维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人性救赎史。”吴义勤说。

陈彦除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文论、评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创作要持守恒常价值”——

“我不喜欢在作品中过多地演绎新观念，而始终在寻找人类生活中的那些恒常价值。人类生活是相通的，都要向善、向好、向美、向前。那些经过历史检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对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调节起着永恒作用的长效价值，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进行重新阐释，重新拨亮的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对一些价值观进行重新省察、甄别，有许多值得重新拨亮，拨亮之后，这些传统价值就是时代的，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比如厚德、比如诚信、比如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等等。”

陈彦说：“联系到城市中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我觉得他们始终坚守着一种东西，那是中华民族甚至人类最为朴素的恒常价值，这些价值让他们的劳作，让他们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充满了坚韧性、道德感和尊严感。”

无论陈彦的戏剧“西京三部曲”，还是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都让人们看到普通人也能活出生命的尊严。普通人正大光明地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劳去坦坦荡荡地获取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样一种人生也是有尊严、有价值的人生，也是我们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关注的人生。

陈彦始终相信，艺术家不仅要有悲悯情怀，还需要认同甚至提升普通人的生命尊严。“我们需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进入式地去审视他们的生活，不能漠视甚至指斥他们的生存价值。”

“我比较能下笨功夫”

在陈彦看来，到要创作时才去寻找素材、深入生活，这对写作而言是困难的。创作是对生活深入咀嚼后“化枣为泥”般的自然流淌。

面对如今文化快餐消费的时代，陈彦有着自己的坚持。他的作品在“出笼前总是慎之又慎”，需要静静地梳理、思考、沉淀、打磨。他认为，创作一部文艺作品，一定是“内心有话想说”，并且“是别人没说过的，如果都是别人已经说过的，而且你说的还没有别人好，没有别人精彩，那你说这个的必要性就不大。”

陈彦坚信，如果作家对生活没有感性的、内化为自己生命里的一种感情、认知，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较“隔涩”。

为了写出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陈彦始终将自己与所描写的人群置于同一位阶，无须仰视亦无须俯视，而是平等地走向他们的生活、认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生活。评论家雷达说——

“《装台》是在人们，也包括作者自己没有事先预谋和明确期待的情况下积少成多写成的。《装台》与时尚的小说观念没有多少关系。作者只是写他的观察已久，烂熟于胸的人物以及环绕他们的世界，沉浸其中，才造就了这部人物活灵活现，世情斑斓多姿的现实主义力作。”

陈彦常常琢磨“装台”这个特殊的群体。他发现，“他们大多数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当然，也有的成为他们的南霸天。”

在写作之前，陈彦还特地找来几位比较熟悉的装台工作者，进行了长谈，做了好多笔记。正是平时这种细致的观察，和创作前的长期准备，“黏合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才有了刁顺子这样真实丰满、充满个性的人物。

在陈彦笔下，主人公们往往面对着内心的困境、矛盾与两难选择，当两难选择被完整呈现、人生困境被真实再现、心灵世界被充分打开后，主人公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做出了持守正道的人生抉择，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在充分的张力中呈现人物内心的纠结、矛盾与反复，而在这样的铺陈后，人物最后的选择就是一种水到渠成。

评论家孟繁华说——

“好小说应该是可遇不可求，这与批评和呼唤可能没有太多关系。我们不知道将在哪里与它遭逢相遇，一旦遭逢内心便有喜大普奔的巨大冲动。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就是这样的小说，这出人间大戏带着人间烟火突如其来，亦如飓风席卷。”

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到《大树西迁》中的孟冰茜，从《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再到《装台》中的刁顺子，人们感到陈彦笔下的这些人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有评论家认为，这些主人公在陷入重大人生困境之中时的选择与坚守，少了一分“矫揉造作”，多了一分“生活使然”。这也最终使这些人物能够站住并且为读者和观众所认可。

“这就是我们身边真真切切的一个人，而人物的心路历程也会走得相对比较完整。”陈彦说。

写《西京故事》时，陈彦当时所在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门口，每天晚上都有十几个农民工在单位的屋檐下打地铺住着。为了对他们的生活有更深入地理解，他先后到西安的东、西八里村，访问过数十户人家。这个当地居民仅三千多口的城中村，竟然居住着十余万农民工和附近上学的大学生。

而走进西安木塔寨，这个原本一千五百余人的村子，却密集充塞着五万多农民工。陈彦在小说《西京故事》的后记中写道：“只有深入进去，触摸到了那一家一户、一摊一店地形复杂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特殊群落的人性温度与生命冷暖。”

写《大树西迁》时，陈彦在西安交通大学深入生活四个多月，随后到上海交通大学住了三十五天，前后找了一百多位教授、学校管理层和学生进行交谈。陈彦说：“创作之前的做功课比创作本身下的功夫要大。《西京故事》舞台剧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是我后来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我多少年跟踪农民工生活，舞台剧只能表现很小的一块，大量的生活素材，尤其是对城乡二元结构当中所出现的社会矛盾进行的思考无法运用，最后必须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看过陈彦戏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合辙押韵的唱词、扣人心弦的独白、婉转高亢的唱腔让人听得如痴如醉。从那些堪称经典的唱词中，我们读出了现代人的情困纠结，更读出了富有传统意味的隽永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