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是所有战舰同时被导弹击中,产生的噪声是断断续续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一分钟之内就能完成的准备工作花了十多分钟。
多花点时间的好处是,“海龙”号没有被十多公里外的美军潜艇发现。
做好准备后,萨非墨首先发射了两条六百五十毫米重型鱼雷。
因为美军潜艇很有可能就在附近,所以他让两条鱼雷以最低航速自航出管。只是,这两条鱼雷没有直接奔向“华盛顿”号,而是先向东北方向航行,在到达十五公里外的转折点后才切断导线,转为向“华盛顿”号直线航行。
用同样的办法,“海龙”号又发射了三条五百三十三毫米鱼雷。
为了让两批鱼雷在同一时间击中目标,三条五百三十三毫米鱼雷在离“海龙”号大约十二公里,也就是“华盛顿”号东边转向。
因为鱼雷在线导阶段以最低速度航行,所以这段在最高速度时,只需要十分钟就能跑完的航程足足花了近半个小时。
好处依然明显,在鱼雷进入自导阶段,也就是加速航行前,依然没被美军潜艇发现。
这套攻击战术,确实没人在实战中使用过。
只是,并非没人想到。
二战期间,交战双方使用的都是直航鱼雷,不具备转向攻击能力。二战之后,潜艇使用鱼雷攻击水面战舰的机会少之又少,最出名的莫过于在八二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的攻击核潜艇用鱼雷击沉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此外,在印巴战争中双方的潜艇也攻击过水面战舰。
严格说来,用线导鱼雷进行折线攻击,算不上多么高明的战术。
在往年的演习中,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就采用过这种战术。两年前,航母下水服役进行作战测试时,担任蓝军的萨非墨就指挥一艘常规潜艇,成功偷袭了由攻击核潜艇掩护的航母战斗群。虽然海军没有披露演习结果,但是萨非墨正是凭借这次演习,成为海军名人,并且获得了指挥“海龙”号的机会。
当时,他采用的正是这种伏击战术,把护航的攻击核潜艇引到了错误方向上,然后趁乱离开了战场。
故技重演,自然是轻车熟路。
鱼雷击中“华盛顿”号之前,萨非墨就让“海龙”号下潜到四百五十米,只是没有急着重新装填鱼雷。
只要没有绝对必要,任何一名潜艇艇长都会在鱼雷发射管里留下一条鱼雷。
重新装填鱼雷不像为步枪重新装填子弹那么简单,至少需要两分钟,而且会发出非常大的声响。
如果用光了鱼雷,又遭到突然袭击,潜艇就无法进行反击。
这次,“海龙”号的鱼雷官兵仍然采用老办法,在“华盛顿”号中雷爆炸时进行再装填作业,用爆炸声掩盖装填时发出的声响。
随后,萨非墨下令转向,从西南方向撤退。
如果有可能,“海龙”号还得攻击南面的美军潜艇,掩护友艇撤退。
也就在“海龙”号转向的时候,侧舷被动声纳有了发现。
不是“加利福尼亚”号的静音性能不够理想,也不是“海龙”号的声纳非常先进,而是在此之前,“海龙”号将艇首朝向“华盛顿”号,差不多正好朝向“加利福尼亚”号,所以侧舷声纳没有探测到“加利福尼亚”号发出的噪声。随着“海龙”号转向,把侧舷朝向了美军潜艇所在方位,加上两艇的距离只有十多公里,“加利福尼亚”号正以十二节的航速向东航行,所以“海龙”号有了新的发现。
“加利福尼亚”号没有发现“海龙”号,不是声纳不够先进,而是“海龙”号一直把艇尾朝向南面,以及离航母战斗群更近,战舰发出的巨大噪声掩盖了“海龙”号的声响,让美军潜艇没能先敌发现。
萨非墨没有迟疑,立即命令停止转向,同时把航速降到两节。
此时,萨非墨遇到了一个难题。
因为把航向设为二百一十度,所以“海龙”号做的左转向,而不是右转向。在萨非墨下令停止转向时,右舷对准了“加利福尼亚”号。也就是说,两艘潜艇的航向正好相反,而不是相同。
难题是,要想咬住“加利福尼亚”号,“海龙”号必须再次转向一百八十度。
以两节的航速,“海龙”号转向一百八十度,至少需要两分钟。
虽然在此期间,美军潜艇的航行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华盛顿”号舰体变形发出的噪声足以掩盖潜艇发出的声响。